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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歌颂和暴露问题，早在５０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文艺界被提了出来，所以也就有了结束“鲁迅的杂文时代”的号召。文革完结以后，所谓“歌德”与“缺德”，还有“新基调杂文”之说，其实也都是旧日的余波。问题是鲁迅这个顽固的老头子，
为英文译本《阿Q正传》所摄。（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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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4）
并不像有一种意见认为的那样，只是讽刺敌人，并不讽刺人民的；在光明所到之处，在革命营垒内部，仍然执著于批判，闪耀着天才的讽刺的锋芒。对于辛亥革命，他早就感觉到而且说出了：这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说到阿Q可否会做“革命党”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由此透露了对革命的一种较悲观的看法：“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在２０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成了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当国民军攻克沪宁，人们为传来的胜利消息而欢欣鼓舞时，他大泼冷水，说是“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真是深刻极了。但是，这同高尔基在十月革命过后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所做的批判，不是一样的“不合时宜”吗？后来，他成了“左联”的盟员，对党团书记周扬等大为不满，以至于最后公开决裂。在著名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他指周扬们“左得可怕”，“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等等，决然道：“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要是时间换成了几十年后的文革，这些论调，还不算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不过那时，连周扬本人，同确曾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被他打下去的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一样，也已经被打倒了。
对于自诩为“革命文学家”者流，鲁迅的批评是：“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他指出，“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可见无论对于光明或黑暗，敌人或自己，鲁迅都一样持批判的态度的。就像他曾经说的那样，意在揭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批判，即如针砭和解剖，可有谁愿意接受这一份疼痛？
的确，“疼痛是无人想要的礼物”，正如一位美国医生布兰德所说。但是，凭着长达５０年的从医实践，尤其是同麻木的麻风病人打交道的经验，布兰德确信疼痛对人类的健康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他所著的《疼痛》一书中，便不惜篇幅赞誉疼痛。他说：“不管怎样，人类有疼痛这一卓越特权，人类的意识在经历疼痛之后很长时间里仍能萦绕心头。但是，人类意识也能改变疼痛的真正情景。我们能够与之相处，甚至能控制它。”又说，“我认为疼痛不是侵略性的敌人，而是一种忠诚的信息，这种信息通过我自己的身体来警示我一些危险。”因此，他建议：“倾听你的疼痛。”恰恰鲁迅也用过这样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概念：“痛觉”。
为了消灭痛苦，让我们疼痛吧！让我们热爱给予我们疼痛的人！何况，鲁迅所给予我们的，还不仅仅是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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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1）
谢泳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介绍拙著《人间鲁迅》之余，引出一个被称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
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利用了他什么？他的思想实质与专制主义果然有相通之处吗？
其实，鲁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独身后为然。参加“左联”就是一个例子。亲近如冯雪峰，也有着把他当成“统战对象”而加以利用的一面。自然，这都是他所愿意的。对大众，对青年，对进步的社会事业，他甘于做“牛”，做“泥土”，做默默的牺牲；但当他发觉在被人恶意地利用时，则设法回避乃至于拒绝了。
鲁迅逝世时，正值抗战前夕，于是他的葬礼便成了民族团结的标志；而他的精神，也就适时地成了鼓舞民族斗志的伟大的象征。应当说，这是对鲁迅的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体利用。从此，鲁迅的名字，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符码，便开始被广泛使用了。毛泽东在延安，以及以后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评论，都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对鲁迅的这种肯定，是一种名义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体象征性的肯定。鲁迅思想中的许多重要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比如，鲁迅称说自己思想的两大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明显地被划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又比如，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则，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在一个“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环境里，也都变得不合时宜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惟用政治的眼光，对《红楼梦》如此，对鲁迅亦如此。他是从来不讳言“功利主义”的。
群众高举“争取民族解放来遥祭死去了的鲁迅”横幅前进。
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实。用其实者，也有两种情况，或者用全盘，或者用局部，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说，对鲁迅尚有一点较为具体的利用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关于斗争的思想。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在６０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恶性的发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降临。这时，鲁迅的注重战斗的思想，恰好被纳入流行的理论之中；而鲁迅本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个动辄“打杀”别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终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帜的江青式旗手。岂止如谢泳所说的“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呢，简直是“当代英雄”！
“文革”是一个典型的造神时代，“凡是”时代。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通过个人崇拜运动，此时已达“顶峰”状态。一个曾经被“神”高度评价过的人，获得官方的“肯定”，还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吗？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平民作家，独立思想者的思想，明显地，是不可能混同于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思想的。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备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至于“拿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说，加强了他对中国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曾改变他原来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却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带着鲜明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确，鲁迅是主张斗争的，复仇的，革命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在他看来，目下的中国有许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有不同道德的，还没有划一，放弃斗争而一味“费厄”，则未免太偏，也太早。正是如此，他承认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气”；也正是如此，他被主张“宽容”的苏雪林们变着花样痛骂到如今。
其实，鲁迅的斗争，与我们惯称的所谓“斗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那里，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所以，这斗争就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虽然他并不以“党同伐异”为恶，却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这是理性的反抗，现代的反抗，并非从前的农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乱斗一气。说到《水浒》，他就十分反感那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为“流氓”。他从来珍视人类的生命，对于那些随意以牺牲为代价，葬送群众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恶的。他明确表示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可以认为，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不惮孤身一人，挑战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乃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活着的全部尊严。他深知，剥夺了斗争，就剥夺了这一切。
谢泳文中把胡适和鲁迅相并论列，问：“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是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远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清党”——鲁迅谓之“血的游戏”——之后，鲁迅就明明白白反对一个惟靠武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