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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许多新人的旧诗，其实大抵是用了旧瓶装的旧酒，许多看起来新，其实仍然是旧。惟鲁迅用旧瓶装了最新的酒，且是“家酿”；且细心拭擦旧瓶，使之焕发昔日的永在的光辉，一如济慈《希腊古瓮颂》里所颂赞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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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7）
序跋： 书边的事实与精神
古来序跋是一种文体，现代的理论家则把它们划归散文的范围。虽然，它们能像其他散文一样写人状物，叙事抒情，但毕竟与书人书事有关。
在鲁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颇不少。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
鲁迅为友人作的最后一篇序文《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还包括评骘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异域作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
关于译事，从开始的时候起，鲁迅就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希图借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根性，思想和文学；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如他后来所说，是盗“天火”来“煮自己的肉”。早期翻译《月界旅行》，旨在破除迷信思想；翻译《域外小说集》，则在提供文学范本，这些都在序文中写明白了的。２０年代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译厨川白村的短评集《出了象牙之塔》，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用意都在于疗救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他特别欣赏厨川对本国的缺点施以猛烈抨击的态度。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写道：“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从２０年代后期起，他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大部头的文艺论著，还有关于文艺政策的小册子。由于他痛感中国“革命文学家”的极左理论的破坏性，当左翼文艺勃兴之际，他不能不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寻求科学理论。然而，他并没有像一些教条主义者那样，把某些党派理论奉作“圣经”，却习惯把正反双方的理论比照译出，而且在序文或附记中，还能不时看到他的独立的批评。
知识分子的势利是不可容忍的。在翻译界，大家向来看重文学大国、文学大师、文学经典，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其他国家的文学状况则罕为人知，这是一个事实。鲁迅着重翻译俄国以及东北欧一些小国的作品，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他公开说：“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在这里，译者固然有以被压迫的共同语境来启发国人的意思，而通过翻译，为弱民族伸张正义也是的确的。反势利即是反潮流，这需要翻译家特别的眼光和胆魄。鲁迅在爱罗先珂作品的附记里明白写道：“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世上有几个人能够说这种话呢？
鲁迅为人作序，是非憎爱十分鲜明。作序的大约包括这样两种人的书： 一是死者，一是青年。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
鲁迅所译的《域外小说集》。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 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引自鲁迅：《域外小说集序》
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如李大钊，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未必精当”，却热情赞扬说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如殷夫，他完全撇开诗艺而从诗人的主体性，从诗的主题和内容出发，发掘诗作的“别一种意义”，使之提升到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学建设的层面作深度阐释。他由来主张，人是先于作品的。
至于个人著作的出版，鲁迅大抵给加写一篇序跋之类，这是他喜欢做的，他常常在序跋中述说个人的境遇，包括成书前后的情形，或者借此释愤抒情，像《〈呐喊〉自序》、《写在〈坟〉后面》一样寂寞悲哀的文字，在他的杂文集中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很可以通过这类序跋，寻绎他在生活、写作和与此相关的精神迁变的真实轨迹。《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都写得很长，很特别，几乎全是由报章有关书报检查的消息或是造谣中伤的文字拼贴而成。鲁迅多次说到要保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大约这就算得是“立此存照”了罢。他曾经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为完全。”可见，序跋是他整体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序跋本来依附书籍而存在，鲁迅却能统摄全书的神魂而赋予它们很大的独立性，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反客为主，挥洒自如，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他那里，并不存在文式的等级差别，每作一文，无论大小，从来箭不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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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8）
书信： 在盔甲背后
作为一种文体，书信有它的特殊性；正如日记一样，带有一种隐私性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就拿鲁迅的书信来说，其中有部分内容，在别的文体中便很难见到，例如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对于左联的态度，等等。因此，这些书信不但富于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文献价值；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窥探历史幕后的文化运动的秘密。
鲁迅有一部公开的书信集，就是《两地书》。这是他同学生和爱人许广平的通信，出版时，并没有作什么改动，事实上，情书中的公共空间明显地大于私人空间。如果仅就私人空间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开始时，他出于师道，因应学生的提问给出诚实而又“世故”的答案，却拒绝以“导师”自居；当爱情关系确定之后，又不免瞻前顾后，不愿相爱的人为自己做牺牲；及至爱人表示牺牲的决心而给他“一条光”时，终于欣喜地表示
鲁迅的一生，共写了五千六百多封书信（据有记载的）。这是他写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我可以爱”，又说是“置首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沪上同居不久即北上省母，小别期间的那种眷顾体贴之情，真可谓极尽人间的温柔，展现了一个战士丰饶的精神生活和美好的人性内容。
对于兄弟，他是关怀备至的。周作人同他决裂之后，他仍然注意收集有关周作人的信息，尤其在日本侵华之后。他不满于周作人在政治上的退守，但是当左翼青年群起批判周作人的自寿诗时，却有辩护之意，先后在信中指出： 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还藏一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并且反对趋同当局“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的做法。至于交友之道，他自己概括起来是“取其大而舍其小”，即注重大节。他是十分珍重友情的，在信中颇以一生能有几个朋友自慰；即便有朋友分道扬镳，也仍能以朋友的事业为念，如对林语堂，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如此念旧之情，感人实深。
由于鲁迅时时虑及中国的前途，所以，也便有了他同青年的广泛交往。他的书信大部分是写给青年的；而毕生的命运，可以说都与青年密切相关。他在信中说过，青年对他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悲愤之极时，还有过“退避”之意，然而，只要青年需要，仍然乐于被利用。３０年代初，他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当时有议论说他是做人踏脚的“梯子”，他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随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出于这种甘作牺牲的动机。
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由来是一段夹缠不清的历史，有人加以歪曲的利用，有人则利用它再行歪曲。其实，略一翻查此间的书信，或进或退，为敌为友，界线是分明的。从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起，他的书信开始不断出现“悲愤”一类字眼，见得出心情明显转坏。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局政治文化高压手段的加强，另一个原因是左联内部出现集权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倾向。他信里说是“横站着作战”，处境的艰困可想而知。对于党团书记周扬等，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