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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写了三行。对于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长期存有疑问。这次到会理，最重要的就是考察会理会议。
但是，会理会议的会址已经没有了。会理会议的会址在离县城15里路的老街乡铁厂村。该村地势低洼，周围是山，1966年动工修水库时，该村属于淹没地带，会址没有保护，在会址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建立了纪念碑。这个水库至1974年竣工，过去叫铁厂水库，现名红旗水库，是个中型水库。我们冒雨前往库区。好在雨不大，库里水不多，能到达在库里的会议遗址附近。这样，我们只能环视一番周围景物，总算知道其大概方位，就在“会理会议纪念碑”前留影纪念。
关于会理会议的情况，县里的同志看到的材料少，不可能讲清楚。我翻阅了一些史料，有的清楚了，有的仍得不到合理解释。在目前的党史文献中，有四本回忆录材料对此讲得比较多些。一是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该书编辑组以彭老总在被“审查”期间所写的自传式材料编辑而成。彭德怀作为会理会议的当事人，所谈的情况十分珍贵。二是1983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作为会理会议的亲历者，该书披露的情况是比较早的。三是1997年出版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写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将她所知道的会理会议争论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四是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将会理会议的始末和历史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此外，还有《彭德怀传》。该书关于会理会议部分是根据彭德怀的《庐山笔记》写成的，也可视为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这些回忆，都是研究会理会议的基本资料。其他还有不少回忆录和传记都可参考。
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许多回忆录都谈到了会议的直接背景和会议的主要争论，即四渡赤水以来，部队的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有怨言，林彪提出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的问题，并给三人小组写信，建议由彭德怀代毛泽东任前敌指挥。因而这成了要开会统一思想的导因。
看了有关会理会议的一些材料，使我想到了苟坝会议。将这两个会议作一比较，发现有不少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会理会议可视为苟坝会议的继续。比如：第一，苟坝会议也有一个“走路”与“打仗”之争，不过那时是刚“走”不久，远不及这时多。第二，两次会议都是由林彪引发的。苟坝会议是林彪提出在打鼓新场打仗的问题。所以要召开会理会议，是因为林彪提出要改换前敌指挥的问题。第三，在会理会议前，不赞同或不理解毛泽东的主张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不是个别的。这与苟坝会议上的情况有点相似。
——先看刘英讲会理会议的一些情况。她写道：尽管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走路还是打仗。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绪向闻天说了，闻天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一军团林彪还给三人小组写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到了会理，闻天和毛主席商议后就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没有多少人，就是三人小组毛、周、王，朱总，与红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
“会理会议的情形我记得比较清楚。会议是在城外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开的，因为怕有飞机来轰炸扫射，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我带警卫员送去。
“会议由闻天主持。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1｝
——聂荣臻回忆写道：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会议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流传说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是起来带头创议的一个。聂帅谈到林彪的情况说：在遵义会议后，部队机动多了。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冤枉路。这也难免。林彪一直抱怨说，我们走的净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引者注）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要求我签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1｝
古城会理和会理会议笔者之疑：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2）
——杨尚昆回忆道：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
“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涉及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
“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1｝
——《彭德怀传》关于会理会议的情况写道：“事情的原委是：一段时间内，林彪对红军在川、黔、滇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满意，说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垮部队’等。一次，林彪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便回绝了林彪。会理会议还根据刘少奇与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反映的意见，批评彭德怀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和右倾情绪的反映’。指责他不在这封由刘少奇起草的电报上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2｝
以上回忆材料，在个别细节上可能有点出入，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它说明了开会理会议的缘由和必要性。
在我看来，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还有一点，就是要确定过金沙江后的行军方向，要不要过彝民区，前往大渡河？过了金沙江，摆脱敌兵追击只是暂时的。蒋介石还会派川军前堵后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会理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这不仅是会理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也是决定召开会理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决定两个四川人打先锋，即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先遣队政委，运用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声望和他们两人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率领先遣队，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
对于会理会议的召开，过去比较多地强调前者，很少指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