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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开脱罪责的言论如出一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东条英机辩护律师的清濑一郎当年在法庭上就曾宣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不合法，11国法官都不具备审案资格，战败国军政领导人对战争不应负个人责任……半个多世纪前后的荒谬言论竟然如此相似！
森冈正宏和久间章生身为日本政府高官，竟然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他们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奇思怪想，而是说出了一部分日本右翼的心声，与日本当前的政治气候相呼应。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日本政要发表的荒谬言论，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是对所有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深重灾难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严厉谴责。
日本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亚洲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鲜血，是对世界和平和人道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构成战后国际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早已成为国际常识，任何企图推翻这一审判结果的行径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通过对东京审判的潜心研究指出：东京审判自始至终，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其正义性、合法性不容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认为东京审判的结果有损其“政治大国”的形象，开始变本加厉地攻击东京审判，使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产生消极影响。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政要总是不时发表胡言乱语，不断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日本能否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按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凡是为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反人类罪行翻案的言行都是违法的。在德国，为希特勒政权辩护的言行是违宪的，会被判刑。但在日本，右翼为战犯翻案从东京审判后就从未停止过，现在就连日本政客也公然加入为战犯翻案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使日本战前的部分军国主义战犯、军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军界和政界，导致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这些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自然对他们在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认账，埋下了今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祸根。
近年来，“皇国史观”甚嚣尘上，右翼势力公开颂扬裕仁天皇这位战争元凶的“圣德”，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如天皇所言“实出于谋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故，至若排除他国主权、侵占领土之类，固非朕志”。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竹下登首相就曾表示：“天皇一直为世界的和平和国民的幸福而祈祷，不忍心看到国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挣扎，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天皇的圣德将永远铭刻在国民心中。”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很有影响，过去比较客观地对待历史问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也一反常态，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为天皇颂德，为战争免责。同时，右翼团体及一些狂暴的皇道主义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攻击和迫害那些批评天皇的人们，造成恐怖或流血事件。长崎市长本岛在市议会上认为，天皇早做结束战争决断，长崎可能不会遭受原子弹之害，因此天皇应负战争责任。结果在天皇去世之时，极右翼分子恫吓与攻击他，扬言要其辞职，否则对其人身及家族的安全不负责。对“皇国史观”，不但众多右翼分子深信不疑，而且一些政客与政府官员也同样信奉，甚至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坦言：应当让国民理解，日本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神道政治联盟就是为此目的而活动了30年，接着又表示，将以政府的立场积极推行神道教的宗教活动。
与西方基督教“罪感型文化”不同，日本神道教是一种“羞耻型文化”。前者认为，人类尽管有原罪，但是可通过悔罪使灵魂获救，悔罪行为值得称道。后者则将失败与公开认罪视为一种耻辱，主张拼死报复，保全面子。日本民族主义的内核中包含后一种文化心态。“皇国史观”认为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那么按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就根本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为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战犯翻案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因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结束，日本右翼势力就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鸣冤叫屈，为他们收集遗骨，评功摆好，为其翻案，并为之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战犯碑的出现。
第一座是1960年出现的兴亚观音“殉国七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刑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次日拂晓，驻日美军用汽车将七名战犯的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获得这一消息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趁美军疏忽的机会，把七名战犯的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场一角烧香祀奉，没想到被美军发现，骨灰坛被收回，放在火葬场后院的“供养塚”中。三文字正平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弛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然后设法运到东京以南约50英里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那里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故乡。1958年，在爱知县前县议员三浦公山和该县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选定了建碑地址；次年９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联名发出修碑倡议；1960年7月17日，在兴亚观音塑像背后的矮树丛中建起一座高４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墓志由甲级战犯、前陆相荒木贞夫书写。印发的小册子《殉国七士奉赞会》说，这块纪念碑是在日本自卫队和当地人士协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立于1980年。日本政府不顾国际舆论和国内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巢鸭监狱行刑处立了一块纪念碑，其正面碑文为“祈求永久和平”，背面的文字是“市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行刑于此”，“故此地为历史遗迹”。其实，早在1951年，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就制订了保存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划分出来，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请一流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修建石碑。该计划经巢鸭监狱负责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坟墓，并从1955年4月开始接受参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贺屋兴宣为会长的“日本遗族会”、“刑场遗址保存会”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的要求。1979年10月16日，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内阁会议的批示，公布了官方决定，最终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场遗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靖国”问题翻案…日右翼政客为战犯开脱现强盗逻辑（2）
第三座是1982年５月30日在九州出现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冈中央区，高7。3米、重130吨，耗资6600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和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这是一座要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罪证，也是一座要亚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为日本战犯翻案的主张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1988年5月被免职。他不但不知悔过，而且活动更猖狂，并在同年7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应该是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