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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消息传开，惊动国内外，蒋介石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郑、文、徐死于直接责任，放火前未经批准，亦未放空袭警报，罪有应得。张治中的责任在疏于检查监督，责任亦系重大。
自始至终，张治中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为了维护蒋介石而甘愿背上黑锅。蒋介石则采取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态度，既维护自己，也维护张治中，仅给张革职留任的轻微处分。
在重庆，他同蒋的关系达到高峰。蒋对他无话不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1939年1月，张治中办理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后，于2月初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设宴为张洗尘，党政军领导人物都在邀请之列。蒋把张摆在首位，殷勤敬酒敬菜。张感到奇异与不安，心想大概是蒋对他表示歉意吧。宴后，张表示身体十分疲乏，希望有一段休息时间。蒋关怀地说：“好，休息一两个星期，还是要工作的。”到2月中旬，蒋约见张说：“现在侍从室缺人，你愿否担任？”张高兴地答：“好，愿意在您身边服务。”事情确定了，很快就发表任命。
“九一八”后不久，蒋介石为加强对全国军事的领导，特设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并在自己身边组织一个办事机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到这时已分设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而以第一处为重点。张治中到侍从室就是担任第一处主任。蒋对张的任用是非常重视的，而张也确实不负所托，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处处表现得好，深得蒋的欢心。
由于工作关系，张、蒋两人每天在一起，蒋对张极为信任，重大事项，当面一商量，马上执行，举几件突出事例为证。
1939年秋，日军在广东钦州登陆，越过十万大山攻取南宁，然后回兵扫荡攻占昆仑关要地。国民党兵力并不少，但作战不力，结果全军大败，国内震动。蒋介石为此亲临柳州，在郊区大石洞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陈诚、白崇禧、林蔚、张发奎、梁寒操和总司令、军、师、旅长等四五十人。张治中认为，此次失败主要在将不用命，士无斗志，为了挽回颓势，必须整顿军纪，严明赏罚，因此约会陈诚、白崇禧、张发奎、林蔚等，建议他们在会上作出检讨并自请处分，从白、陈、张起到总司令、军、师、旅长，或降一级，或记一过，或革职查办，或交军法审判，开列名单，送请蒋介石定夺。蒋认为很好，当即在会上宣布，一时全军震动，士气为之大振。蒋再次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在昆仑关打了一个胜仗，夺回据点，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及以下四千多人。“七七”抗战开始，蒋介石在全国先后设置十二个战区。单位多了，大本营直接指挥多有不便，于是在桂林设西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在天水设西北行营，以程潜为主任，分领若干战区。但是实行结果，感到指挥难通。首先，军事指挥多一层次，命令到达行营再到战区，再到集团军、军、师、旅，不能如臂使指，影响效率。其次，行营原是委员长派出机构，作战时，一方面代表委员长指挥军事，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根据下级要求向大本营提出申请，地位欠明确，常常出现梗阻。第三，蒋介石指挥军事往往直接到军、师、旅，甚至到团，多一层次即多一手续，难于适应。因此，张治中向蒋建议撤销行营一级。蒋经慎重考虑，同意照办。
蒋介石向来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蒋又要兼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您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不成问题。”蒋说：“你说的是，可是找不到适当人选。”过了没多久，蒋亦感到不方便，就辞掉了。
最笑话的一件事，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在签呈上批了“自兼”两个大字。张治中看了，深深不以为然，向蒋劝阻说：“您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怎可以兼一个事务性的小单位的局长？太不成体制了。如果您认为这个单位重要，非有分量的人充任不可，还有参谋总长嘛。”蒋说：“好，那您去征询何应钦的同意。”开始何应钦表示不愿意兼，张对何说：“如果你不兼，委员长要自兼，你也不好意思。”何无可奈何才答应了。后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成立，流弊百出，怨声载道。张心下深庆蒋没有兼，否则威信受损，还招来烦恼。
张治中与蒋介石关系之密切，还表现在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面。
有一次，大概是1942年吧，在黄山蒋的官邸举行军事会报，张治中慷慨陈词，直言不讳说：“当前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党内外到处充塞不满的呼声，如继续每况愈下，前途将不堪设想。”又说：“目前物价飞涨，政府无法制止，一般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艰苦已到极点，主管无法解决，行政院尤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听了皱起眉头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会后出门，何应钦拍拍张治中肩膀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1942年2月，蒋介石拟出访印度，召集高级干部十多人征求意见。张治中首先起来反对说：“您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邀请您去华盛顿、伦敦访问，是可以的。现在您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接待，是不合适的。不仅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引起英国的猜疑。”蒋不接受，出去了。事后证明，蒋带了一肚子气从印度回来了。
某次日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张治中陪同蒋介石夫妇进入防空洞。在谈话中张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家不敢讲话，显得衰老消沉，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请您多多鼓励大家说，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听了连连点头，说：“为什么大家不讲话？”张说：“不讲话是因为不敢讲，也不愿讲，如果您鼓励大家讲出自己心里的话，大家是会讲的。”宋美龄在旁说：“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当时国民参政会有人检举揭发孔祥熙、宋子文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约了张治中、陈诚、熊式辉往见，征询大家对行政院院长人选的意见。大家感到不大好说，希望蒋先提一些人选再讨论。蒋看大家不开口便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了。”张说：“我的设想，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大声失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在蒋心目中，中国确实是没有人才的，所以他什么职位都兼。全国各种类型的军事学校以千计算，他一律兼上校长，挂名而不管事。有一个时期，还兼了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
从1940年至1949年，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贯穿着这一阶段的活动就是“和谈”。当然，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蒋介石的幕后牵线。
日帝侵华，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联合阵线。在抗战开始后一两年间，和平合作的局面尚能勉强维持，往后就不行了。从1939年起，两党摩擦和地区冲突不断发生，蒋介石先后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应实行连保连坐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并于1939、1941、1943年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把两党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尤其是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项英身死，新四军几乎全军被歼。事前，在黄山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蒋听了不作声，背后却指使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采取军事围攻手段。事件发生以后，张又向蒋反映三事：其一为美总统罗斯福私人秘书居里访华，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军委会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主张把周恩来软禁一天，勿使会面。其二为军令部对新四军的处置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为不撤销番号，任其北上。张治中主张两案并呈核夺，白崇禧力主只呈甲案，并对张厉声斥骂。其三为军委会办公厅于新四军事件后通报各单位，今后行文“异党”一律改称“奸党”。张认为这三件事将导致两党全面破裂，上书请求蒋加以纠正。蒋竟不理不复。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5）
新四军事件一经公布，国内外震动，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于右任愤然地说：“他（指何应钦）欺骗了我！”张冲说：“这使我无脸见人。”连孙科都表示忧虑。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则通电反对。黄炎培说：“这是绝对错误的！”美总统代表居里正式向蒋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政府也表示要蒋停止国内冲突。反对之声，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蒋介石自知理亏，于是指派张治中和张冲去和周恩来谈判解决办法。
当时，周恩来住在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距张治中住处桂园甚近。张访周谈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