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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一家十来口，也够拥挤的。楼南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
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它是《双十协定》的产生地，是名流汇集、高谈阔论的场所。那是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房子，周围摆上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层是百叶窗，里层是玻璃窗。墙角处摆上两三盆花草，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的横幅，字体雄浑，笔力遒劲。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北墙是《秦淮夜泊图》，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
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字画，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最操心的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龙飞虎原在重庆，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张治中时任军委政治部长）。周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伤兵多，袍哥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
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毛泽东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其余全在桂园。早上八九点由红岩村来，晚上回红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会客在楼下。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所以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号外一出，广播一播，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山城。各阶层人士、中外友好，都以争先一睹毛泽东风采为快，纷纷来到桂园。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上自蒋介石，下至五院院长以及各部委会的负责人；进步人士，知名人士，文化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谭平山、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陈启天、王昆仑等；社会贤达如褚辅成、傅斯年、王云五等；实业界巨子如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西园、潘昌猷等，加上国际友人、进步作家等，纷纷来见，宛如众星拱辰。
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了大家对时局的看法。王昆仑还提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屈武提到了于右任对和谈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和为贵”，谈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谈到了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国共两党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笑着说：“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而且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为他耐心地解释：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开始感到没有什么把握，这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中国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还会见了1945年7月间访问过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等，与他们交换对和谈的看法。此后，毛泽东还举行茶话会，招待实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对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做敌人，而是看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唇枪舌剑
来桂园拜访毛泽东的人，多数是善意的、关心国家和平的，但是也有例外。CC头目陈立夫在会见毛泽东时，竟然要求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按：指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这一要求遭到毛泽东的严正驳斥。最显著的一次是9月22日上午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和毛泽东的对话，可算是一场唇枪舌剑！
“毛先生到渝二十天了，谈判结果如何？”蒋匀田问。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毛泽东答。
“二十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蒋匀田刺探地问。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蒋傲然地说。
“你意何所指？”毛问。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贵党将深入到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主席由贵党人士担任，但如将来实行民选，同时中央政府又有权调动省主席，将贵方的绥远省主席调为浙江省主席，贵方如遵命，则失去绥远省管理权；如不从命，则不免重发战争，鄙见认为，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对人民来说，你们商谈成功，将是人民的大失败！”
蒋侃侃而谈，面现得意之色。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毛迂回地问。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于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蒋答。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国民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贵党张君劢先生给我的公开信，主张我方把军队交给蒋先生（按：指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党派也无人理睬。你看，照张君劢先生所说，把军队交给蒋先生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如果张君劢先生有机会练兵，他也会练兵的。”毛严正地指出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政纲规定不吸收现役军人为党员。因为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工具。我们反对一党专政，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启发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与信心，就可以促成民主趋于成功。”蒋书生气十足地大谈迂阔之见。他还进一步问道：
“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毛反问一句。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蒋答。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自己已经答复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毛进一步为蒋指出问题的要害。
蒋匀田听了，若有所悟，便换了一个问题问：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呢？”毛反问一句。
“不，不。我当然相信你读通了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参见蒋均田：《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451页。）
和谈能成功吗？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事实上，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期望派，占多数。由于人心厌战，人心思变，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但大势所趋，期望能达成协议。第二种是摇头派，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军人集团，亦包括“战难和亦不易”的胡适之流。第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