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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司不喜欢我说这些，她说你还靠它赚钱呀。
“关键不是钱。”
“那是什么？”
“那样会令我产生一种挫折感，我已经被那种感觉伤着了，所以，我不喜欢挫折。”
“我可不这样看，”李司观察着我的表情，继续说，“我要是你，就不。”
我们来到了果园，果园里的确生着葳蕤的杂草。李司蹦蹦跳跳的，她说这回我可有事情做了。我说你和我一样，并不懂，不懂还是别惊了它们，要知道，养护果树是需要专业知识的。
李司说这个不要你来教我，我不干别的，给它打扫杂草总是可以的吧。
那天下午，我们就开始给果树清理杂草，没多大一会的工夫，我们的衣服都被草染上了绿色的汁液。我说我们的代价可太大了，清理这些杂草的人工费，还洗不了我的一条裤腿。况且，草汁染上，就洗不掉了。
“你这么有钱还算计，不是个守财奴也是个吝啬鬼，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劳动。”
“劳动并不赚钱。”
“那好吃懒做就赚钱了？”
“奇怪的是，正是好吃懒做的人才有钱。”
“这样说来，你反对劳动了？”
“我不反对劳动，相反，我尊重劳动者，我只是在说一种现象。”
“我是哪种？”
“你是既努力工作又好吃懒做那种。”
“你这样说我，好罗序刚，我会记仇的。”
有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一群这样的人，改革开放开始这几年，我们总是在统领着潮流，引领着消费时尚，我甚至想过，活到这儿，死也值了。该见识的我都见识了，该体验的也都体验了，该享受的也都享受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享受和体验是没有终结的，因为总有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时尚是不断变化的。
还说我发财的事。
在别人看来，我发财应该和运气有关，也与智慧能力有关，也许还和梦想有关。事实上，我自己也没理顺清楚。比如说梦想，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梦想过发财，但也许梦想最强烈的那部分人是发不了财的，就我本人的体会也是这样。毕业头几年，我积极努力，省吃俭用，可我在银行里连两千块钱的存款都没有。那时云舒已经到商社上班了，她在当时东北惟一的五星级酒店富丽华的写字间里工作。一次，云舒请我到二楼的钢琴吧里喝茶，我们只喝了一壶英国立顿红茶。结账时我才知道，一共是一百二十八元。而当时，我的月工资是九十七元。那个时候，我和云舒的关系还比较密切，只是，我矮了她一大截儿。在学校时我就不敢向她表白什么 ，而毕业后，我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就更觉得自卑了。应该说，那个时候是我最想赚钱的时候。然而，你越想赚钱越赚不来钱，可在我对钱已经失望了甚至没有指望时，我却突然有了那么多的钱，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那一阵子，我时时眩晕，做什么事情都有些发低烧。
我还这样看，赚钱与智慧能力什么的也没关系，比我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多了，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忙碌着，可他们并没有赚到钱，他们为赚钱疲劳地奔波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努力和真正意义上的发财没关系。那发财和什么有关系？和运气有关系？我不知道运气的正确定义是什么，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词汇了，一说大家都明白大概的意思，可你真问起来，大家都说不清楚。就说运气吧，到底什么是运气？——事实上，我发财的经历也与运气无关。
几年前，和云舒探讨“墨菲”原理，我们在生活中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蛋糕掉到地上时，都是奶油那一面先接触地面。生活中是不是不如意的事多于如意的事？
那运气呢？赚了钱就是运气。“小富由俭，大富在天”，反正解释不了的事就归结到了“运气”这样模糊的概念上。这样的结论，不是一种偷懒的思维习惯才怪呢。
我总觉得，钱这东西是有灵性的，它是人的灵性的外化，如同在一个体育场里，拥挤着密密麻麻的人群，这时，空中抛下几只气球，那么多人的手都举了起来，可是，气球在人手的托举下继续跳跃着，也就是说，气球落在你头上并不等于是你的，你触到了它也不一定是你的。钱就是这么一个怪物，它不仅仅是印刷和制造出来的纸制、金属物质，或者银行里的阿拉伯数字，更重要的是，是人们欲望的符号，所以，它才能从地面升到了空中，它才飘忽不定。
在很多我接触的人中，钱是改变他们对我态度的分水岭，我有钱之前他们对我的态度和我有钱之后他们的态度是绝对不同的。我这样善良地想，也许，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不符合我实际的判断：我有了钱，所以我比别人优秀，比别人有智慧有能力甚至有道德，事实上，这很荒谬，我还是我，只是他们不是他们了。我有钱之后，惟一对我保持一贯态度的是云舒。
我最没有办法对待的也是云舒。
有一次津子围到我家来，一进门他就先去了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他如同有了重大发现似的对我说，我的手上有一种臭味儿，找了半天我才找到原因，原来，我刚刚用了一百块钱。
现在我才知道人们为什么管钱叫臭钱。
我说那很正常，这张钱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人的手，卖鱼的卖油条卖肉的等等。钱的味道虽然不好闻却很好用，你不是用臭钱换来了香蕉吗？
津子围说是啊，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也许臭的东西正是香的东西。
在我发财的问题上，津子围的判断肯定是错的，他认为我发财的窍门是找到一条社会前进中的缝隙，当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确存在这样的缝隙，比如按官方的说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双轨制的漏洞让一些人一夜暴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内的双轨少了甚至见不到了，可是，国内和国外还存在着双轨，个别行业先接轨了，比如足球明星，他的周薪比一个职员一生的工资都高，一个演艺明星，一场演出的出场费就上百万，但大多数行业没接轨，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从这个角度分析，我的暴富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我从业时，正是金融证券业的“战国时代”，行业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但是，我发财与这些无关，我没有找到缝隙，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逻辑上合理不等于事实上的合理。就像我对津子围的猜测一样。有一次，我和津子围一起在洗浴中心洗澡，冲淋浴时，我看到他的那个。我说你的没我的包头大，这说明你经历女人比较早。他说那可不一定。我说肯定是的，这是科学，科学是注重事实的。
“什么是事实？”
“亲眼看到的。”
“那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
“你指什么？”
“当然是你说的、经历女人。”
我说二十四岁才使用它。
“你的结论错了，”津子围重复道，“你的结论错了，实际上，我二十七岁才接触女人，和妻子结婚之前，它没被任何一个女人用过。”
我笑了起来，我知道在那样的场合，津子围不会说假话，原因是：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你笑什么？”津子围问。
我说你的用词很好。
“什么用词？”
“在妻子之前，它没被任何一个女人用过，那之后呢？”
第二章有真正的贵族吗
我和李司在山上果园劳动时，津子围正在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一个茶馆里喝茶。那是他在珠海的最后一个下午，晚上九点，他还要坐飞机去三亚。
头一天晚上，津子围早年的朋友，诗人宋词和太太于坤去宾馆看他，他们谈起了很多早年的往事，其实，他们已经七八年没见面了，可讲起往事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津子围说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对一个城市的判断往往是因为那个城市里的一个人，只有那个城市里有了朋友，我才觉得那个城市亲切，不陌生，不遥远。比如你，你看到那个城市的文字或者听到那个城市的名字，你会立刻想，啊，谁谁不是在那儿吗？也不觉得遥远，相反，即使你所生活的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城市，因为没有朋友，你会觉得那个城市很远。
于坤说仔细一想还真是的。
“进一步说，情感也与城市有关，以我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最浪漫的城市有三个，首先是我生活的城市大连，其次是哈尔滨和上海。”
“珠海呢？珠海可叫浪漫之城的。”
“可在我的心里它不是。”
于坤说朋友一般都在年轻的时候产生，那时候有热情，而中年以后就不行了，大家变得实际也变得匆忙。有的时候，你清理一大堆名片，很多名片你想不起是谁，什么时候递到你的手上的。
宋词说王小妮说过：四十岁以前认识就认识了，四十岁以后就不要认识了。
“是啊，想一想，我们有几个能在午夜打电话的朋友，”津子围说，“当你有了倾诉的愿望，你想急于告诉别人的时候，你能够‘打扰’得起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有一种现象很奇怪，我们没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可现在，友谊越来越昂贵了。”
谈起青春时节，总有谈不完的话题，那时候，宋词和于坤还不认识，津子围和第三代代表诗人朱凌波、宋词他们搞了一个文化方面的“五人讲座”，在给大学生们举办讲座时，坐在台下的于坤被宋词吸引了，并把绣球抛给了他。那次，津子围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