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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为赋，曾经极言帝王贵族生活之浮华奢丽，又发表批评说，淫乐侈靡的风气，其实是应当予以坚决否定的。相互就奢侈荒淫相攀比，相竞赛，并不能够宣扬名誉，相反只能自贬自损。司马相如这种委婉的批评，是受到司马迁的重视的。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说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在这里，就对于最高统治阶层浮侈之风的批判，发出了思想的共鸣。
第二部分司马相如及其赋作（2）
乐府：一种文化制度·一种文化风格
乐府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宝贵遗产。
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其最初设立可能在汉武帝以前。汉武帝任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持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编写。同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赵、代、秦、楚等地的民间歌谣，都是乐府采集的主要对象。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乐府诗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乐府采集的民歌，多有民间优秀作品，其内容往往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表述了民众情感，因而新鲜生动，富有感染力，从而也具有了珍贵的艺术价值。这一部分乐府诗，是秦汉时期文学的最大成就。建安年间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辞一类，是这一时期乐府民歌中的杰作。人们在回顾乐府诗创作和传播的历史时，不能不珍视汉武帝时代歌手和文人的历史贡献。
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五言诗。东汉时，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创作的五言诗。这些作品与乐府诗相比，一般篇幅较长，叙事较曲折。《文选》所收录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东汉创作的五言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诗，多托名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如题为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清代学者有“汉武乐府，壮丽宏奇”的评价（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应当理解为对汉武帝时代以“乐府”为标帜的文化成就的肯定。不过，“壮丽宏奇”，也许并不是汉武帝时代乐府作品的主要特征。
《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武帝扩充乐府机构编制，在各地采集民歌，又让司马相如等文士制作新歌，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于是，祠坛之上，神光止集，皇帝亲自望拜，歌乐唱奏，营造了神秘的宗教文化气氛，在场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情。
对于所谓“采诗夜诵”，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以为其中言辞可能有不宜公开的内容，所以要在夜间歌诵。这样的解说，并不是合理的。其实，这里所说的“夜诵”，只是因为某些祠祀活动是在夜里进行。比如，“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仪式的进行，从黄昏直到黎明。
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指出：“汉武帝利用‘新声变曲’为郊祀之礼配乐，客观上等于承认了从先秦以来就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合法地位，这为其在汉代顺利地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艺术生产的角度讲，是借助了官方的力量，推动了从先秦以来就已经产生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发展。”这样的评论，是大体准确的。汉武帝以活泼的郑声充实贫乏的雅乐，是有文化革新意义的进步的举措。
郑声，早在春秋时代就遭到大学者孔夫子的严厉贬斥。《论语》引用孔子的话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他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色的紫色竟然超过了红色，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音的郑声而干扰了雅乐的影响。孔子又因为“郑声淫，佞人殆”而主张“放郑声，远佞人”，以为应当摈弃郑声，疏远佞人，这是因为郑声倾向于淫荡，佞人会导致危亡。对照这样的儒学训导，可以理解汉武帝对于礼制在文化风格方面的革新，是怎样的勇敢。
《汉书·礼乐志》还说，汉武帝时，“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不仅祠祀用乐，当时“朝廷”上下演奏的乐曲，都回荡着郑声。
事实上，在汉武帝之后，西汉晚期的帝王们就对乐府制度逐渐修正。汉宣帝时，博士谏大夫王吉就曾经建议裁减乐府设置。汉元帝时，宣布乐府裁员。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宣布“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宣布“减乐府员”。汉哀帝时，又将“郑声尤甚”和社会风习的“淫侈过度”联系起来，据孔子“放郑声，郑声淫”的主张，下令废除了乐府官。《汉书·哀帝纪》的记载是：绥和二年（前7）六月，“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
不过，由于汉武帝乐府倡起的音乐风格已经在百姓中流行长久，官方又没有制作雅乐予以替代，“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汉书·礼乐志》），有条件的民户依然享用着郑声带来的愉悦和浪漫。
第二部分中国文化的两座历史高峰
司马谈紧紧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热泪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周王朝的太史，再往上追溯，前代祖先还曾经在虞夏之朝有显赫的功名。后世竟然中衰，难道要在我这一代中断了吗？你接任太史，则继承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今天子封禅泰山，是承接千年绪统的重大举措，而我却不能从行，是命运这样决定的吗？我死之后，你必然任太史。任太史之后，不要忘记了我有心完成的论著。……当今大汉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任太史而没有记载，废天下之史文，令我内心十分惶恐，你应当时时想着这件事！
司马迁低着头，也禁不住泪双流。他说：小子不敏，愿意详细论说先人所记录的史事，不敢遗漏。
第二部分刘安·《淮南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汉武帝时代是成就宏富、内容多彩的历史阶段。除了儒学成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思想吸引了诸多学人从事研究、充实、发展的工作而外，其他一些思想收获也值得重视。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
刘安入朝，与太尉武安侯田汀叵当冉锨捉Ｌ锿‘有一次到霸上迎接刘安，对他说，方今皇帝没有太子，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有仁义之心，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如果皇帝一旦发生意外，除了您，谁还能即帝位管理天下呢！刘安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刘安有个女儿名叫刘陵，心思聪慧，口齿伶俐。刘安提供了大量金钱宝物，作为她在长安的活动经费，让她交结汉武帝身边的人，刺探高层政治情报。
西安附近曾经出土“淮南”半瓦当，有可能是淮南国邸，也就是淮南国驻长安的办事处的遗存。看来刘陵在长安的活动，是有落脚点的。有的学者甚至根据这件文物，认为“淮南王安当有离宫在京师，故用此半瓦”。又有“淮南邸印”封泥的发现，可以证实淮南邸的存在。另有一件“□□王当”残瓦，同样出土于汉长安城遗址，有学者推断所缺两字也是“淮南”。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集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终于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在政治上，刘安是一个失败的野心家。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位难得的才子，一位有为的成功者。
《淮南子》一书，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
《淮南子》同时批判儒家和法家，而积极提倡“无为”的文化原则，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凝滞而不动，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说的：“因其自然而推之。”
《淮南子》的社会历史观也有以民意为重的内容。《淮南子·泰族训》写道，商汤和周武王发起灭亡夏桀和商纣的革命，之所以能够胜而得天下，是由于“因民之欲也”，也就是顺从了民众的欲望。只要能够顺从民众的欲望，“则无敌于天下”。《淮南子·齐俗训》也写道，历史上英雄人物要“功成”“名立”，就应当使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周于世”，“合于时”。只要顺应时势，顺应民心，自然可以无往不胜。《淮南子·主术训》也说，利用众人的智慧，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够承担的；集中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