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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什么叫会办事吗？1992年夏，公司交给我一项很难办的任务：向罗湖区环保局申请办理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六氯乙烷成分的《产品生产许可证》，此前由于原工厂旁边的小学师生的反复投诉，公司花费了三年时间都没有办妥此事。我到环保局的办公室坐了半小时，听到工作人员带着客家口音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一个客户说：“中午到××海鲜酒家吃饭啊？”心中便有了五成把握。接着，我以咨询的角度向他们了解办证的可能性。第二天我带着家乡的茶叶、香菇直接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说了一句：“家乡土产不成敬意”，一番笑容可掬的寒暄之后便拿到了办证回执单。七天后，当我看到比我大12岁的公司总经理看着《产品生产许可证》时，那兴奋得散发着红光的脸和合不拢的嘴皮时，我确信我已经在公司站稳了脚跟。
你知道什么叫智慧吗？你的父亲曾于1992年到公司设在深圳田面村的一个工厂观察了15分钟而制定出一个绩效挂钩的《满负荷工作法》和《辅料厂关于完善生产管理，鼓励超产保质的方案》。不到一年，该方案不胫而走，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佛山、南海、深圳等地）五家同类工厂争相实施的管理规范。
回想该方案执行之初阻力不小，该厂一个大学硕士毕业的管理员不情愿地问我：“你在我们厂房里呆了15分钟写出的东西就那么管用？”
我说：“你已经在厂里管理了半年了，依你看，要呆多久才能搞出管用的东西？”
她红着脸、怏怏地不敢再说话。
你知道“挽狂澜于既倒”的含义吗？我在深圳市民银行（含金融服务社）工作期间，曾牵头参与协调了六个复杂的金融诈骗疑案的处理应对工作，其中有中央政法委批示“要严肃查处”的贷款本息金额超过两亿元的“安延、岸尾公司贷款案”，有牵涉面既深且广的跨省专案“贵州招商（深圳）公司和深圳泰山公司抵押贷款案”，有离奇的“深圳雄鹰工贸公司贷款2700万用3000万假存单质押案”，有牵涉深圳多家银行的“深圳建华公司小车营运牌重复抵押贷款案”，有“皇龙酒店系列贷款及抵押物被分割案”，有纠缠了数年、造成广泛影响的“宝安福利床业公司涉嫌贷款诈骗案”；还有像深圳凝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抵押无效纠纷案，等等。历时四年，牵头接待和受理包括中央纪委暨北京市纪委、兄弟省市检察、侦查机关以及深圳市公、检、法机关的调查询问不下30次。
这种一方以单位利益为依托被动应付，并经常被人怀疑是既得利益者的当事人与同案人，而另一方则借助政法机关的公权力，间中或许夹杂办案人员情感和利益的博弈与较量，是一次次凶险复杂的碰撞过程。个中体会，可以用海上踏浪来形容。
现以1998年宝安区有关部门框定的所谓宝安“四大诈骗案”中涉及我行的最小金额的贷款纠纷案来折射我的工作环境。
1994年12月27日，宝安一家私营企业——宝安福利床业有限公司以宝安工业村的三栋房产作抵押，向我行申请贷款350万元，经信贷员欧忠诚、刘爱华到工业村调查，经包括我在内的三级审批，并到宝安区公证处、国土局办理抵押登记，贷出320万元。到期后该企业无力归还，银行遂于1997年起诉至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1997年11月3日判我行胜诉，工业村要以抵押房产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工业村不服，一方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并提出该案是诈骗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5月2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高院明确指出：该案合同“内容合法，手续完备，而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至于陈连平是否构成诈骗的问题，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本院不予处理。”另一方面，工业村在省里召开党代会期间组织村民上访，引起省、市关注。这样，宝安区政法部门当作维护一方稳定的大事，以刑事案立案并实行公、检、法联合办案。于是，各种手段出来了：该公司法人代表陈连平被收押，用特殊手段获取证词。我行经办贷款的四人，也分别做了询问笔录。
更为离奇的是：1998年8月16日，被宝安公安局收押的陈连平竟用专用信纸写给我一封信，由陈连平爱人送来，信中说：“到了公安局我才听人说，你跟金融服务社总经理庄宇瓜分了我支付的70多万利差，你得了25万元。你得的那一部分要给回我，我就保你无事。”云云。看了信后，联想到1998年6月16日我应约到宝安公安局交谈贷款经过，经办干警闪烁其词称我是“客家精英”、“有两个胆”，和事后多次对贷款经办人员的无礼纠缠，我觉得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如认定贷款非法）在演戏。从1998年5月4日至1998年6月24日公安干警对银行调查期间，我和支行领导先是积极配合调查，后来看到个别公安干警比较离谱，我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6月17日，王显耀行长明确告诉经侦队准备逐级投诉经办干警。
1998年10月19日，工业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再审书》，要求法院撤销终审判决，全案移交宝安公安局侦查。此后，工业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申诉信。后来，省高院审监庭启动审判监督程序。1999年6月18日我行向省高院提交《关于深圳市宝安区工业村民委员会提出再审申请的几点意见》，紧紧抓住工业村自称“只取得100万元贷款”的事实，说明工业村委是知情的，应维持原判。至此，省法院明令深圳中院恢复执行程序。1999年7月8日，为响应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工业村委的要求，我向市民银行总行呈报《关于变通处理宝安福利床业公司贷款抵押物的请示》并获批准。1999年7月12日早上，在市中级法院牵头下，××镇法庭庭长和中院法官一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等着，邀请我亲赴宝安区××镇人民政府，代表湖贝支行与乙方宝安区工业村民委员会、丙方××镇人民政府（代付款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三方签字后，深圳中院当即送达1999年7月11日制作好的（1999）深中法执字第B018－15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此案。作为当事人的一方，宝安区工业村委主任在签合同时极具诚意地邀请我们察看了工业村的村容，中午在宝安最好的酒店设宴请我们吃饭。席间，村主任对银行和我极尽道歉与谢意。
早在此案终结前闹得最凶的1998年5月25日，作为贷款经办当事人的我，以坚定的意志写了这样一段话给我的核心部下：
“作为岗位练兵，现提供省高院170号判决书给诸位一阅。该书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启发：
一、表明经济现象的纷繁复杂。作为经济管理、计划管理岗位的员工，应该在经济分析和企业交往中，不断锻炼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领，要摒弃人云亦云的做法，同时避免感情用事。
二、深圳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上诉人在一审败诉后提出并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措施（判决书引述上诉状可看出一点），经办贷款的三个同志由于工作认真，记忆细致而顶住了是非。否定了‘贷款的公证、登记、审批违法’的论点。
三、维护单位利益的重要性。本行的答辩也颇具水平。抓住了村委上诉状中‘分贷款’的说法和信贷档案中保存的工业村委《证明》这两个要点，表明工业村委抵押的自愿行为，否定了‘一直被蒙骗’的说法，从而保全了银行的债权。一张《证明》成了物证，价值超过了贷款本息的总和。
我们通过学习，应该在行为规范上有所收获。”
孩子：最近，我查看了一些工作纪录、日记和《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那一宗宗介乎于红灯、黄灯之间的“灵活措施”着实令人胆战心惊；我手中握着的贷款审批权也使人不敢相信：在服务社，我是可以批准单笔数额千万元贷款的两个核心人员之一；而市民银行接管后，面对支付危机的综合应对措施，也足以让人赏心悦目。我数次把个人荣辱与单位的兴衰绑在一起：在银行被责令停业整顿期间，我极尽智慧地与人民银行协调得以重新营业；在银行面临支付危机的1996、1997年，我逐级呈报的《关于减轻逾期贷款罚息以协补资金的请示》，执行后协调旧贷款户协助支行存入了1。6亿元定期存款；1998年，我又向总行呈报《关于调整我行逾期贷款利率的建议》并经批准，再一次在协调中得到20多个企业的响应，为支行取得了1。77亿元的定期存款，从而为银行的生存赢得了时间。
回首往事，有一句话，我总想说：综观我的前半生，我没有做大官，但我做过大事；我没有上过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但我亲历过错综复杂的经济战线的存亡之战。
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云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方面的精英，但也有不少十分高明的骗子蜂拥而至。贷款决策者不仅手中有权，同时也有责任尽快把钱贷出去，以实现经营业绩。因此，身边不乏企业家和诈骗犯。回顾自己在深圳十余年的奋斗史，我能够十分写意地写出这篇文章，就足于说明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你知道什么叫审时度势、适者生存吗？当1993年冬深圳市委组织部和深圳市人事局联合工作组经考察框定我为深圳市特区总公司总经理人选时，我知不可为而不为，在五天内利用干部年休假迅速到梅林金融服务社当起了信贷员（从进特区总公司到正式离开整整两周年）；而当我感觉在敏感岗位呆得太久而可能令人生烦的时候就考虑淡出，独辟蹊径。因此，就有了“随意来花艺店”的诞生。
人们或许可以不经意地小看这个花店，但它的意义在于：在深圳这样人才竞争激烈、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生存之路，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