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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使我这个原本人丁兴旺的一个大家庭家破人亡，6个儿子有5个涉毒，两个被处决，两个被判刑，一个被劳动教养，6个媳妇，5个寡妇，家中8个孙儿、孙女，没有一个喊爸爸的。”
在韦州古镇南25公里的下马关镇，有一个毒枭名叫康有贵，他的名气几乎与周彦吉不相上下。他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长期以贩运羊绒、皮张和发菜为业，并以此发家，购买了两辆日本载重汽车，资产高达五、六十万元。但在贩毒活动猖獗时，为了赚钱来得更快一些，他利令智昏，竟召集两个儿子、两个侄子，开着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地南下贩毒，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竟向同村乡亲集资搞“股份制贩毒”。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不仅身败名裂，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使整个家族由富足迅速转向衰败。
毒品的暴利成为毒品犯罪的直接诱因，使原本一些善良的人也成了贩毒的亡命徒。两镇多数农村人口长年靠天吃饭，生活比较困难，一些人把贩毒作为省时省力的脱贫捷径。于是，一些利欲熏心的商贩、个体户，丢下正当生意染指毒品；一些做发财梦的农民放下锄头，兄弟联手、父子同行、甚至夫妻、父女、婆媳连袂，一起背起干粮袋，成群结队地挤上火车、汽车上“前线”去“撞命”。
马学仁、顾清元、马英旭等几个正在监狱服刑的毒贩在谈到当初贩毒的动因时，毫不隐讳地坦言：“贩毒去撞命，捞上几十万，杀头也值得”、“辛苦一阵子，享福一辈子，杀了一个人，造福后代人”。而结果却是一群群无知者被捕入狱，一批批亡命徒饮弹身亡，不仅没有致富，反而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灾难。
下马关镇西沟村因寡妇众多而远近闻名。
这个村大约有400多户人家，历史上有着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西沟村人率先走出山门，下山闯广东、上云南，长途贩销发菜、皮毛、羊绒、甘草等土特产，倒卖布料、电子产品等，村民们因此发了家，成为当地的第一拔“万元户”。他们搬出了山沟，在公路两旁盖起了一座座崭新的砖瓦房和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形成的新村落被当地人称为“广州村”。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暴利驱使，“广州村”开始染指毒品，逐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红火富足的村子如今变得空旷和凄凉。
几年来，这个村因贩毒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40多人，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80多人，被枪毙的有10余人，总共有130多人犯罪，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了直接牵连，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毒品那个东西害了，毒品制造了新的“寡妇村”。
在西沟村，当你打听“掌柜的干啥去了”，女人们大都回答说“打工去了”。有的男人确实到城里打工去了。而有些男人所谓的“打工”，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就是在戒毒所里劳教，还有一部分人正慌忙地奔走在贩毒的路上。西沟村的女人们守寡分为两种，即死寡和活寡。死寡是丈夫因贩毒被枪毙了。活寡一种是丈夫正在监狱服刑；另一种是丈夫在外贩毒，几年不回一次家，有的贩毒发了财，就在外面找个小老婆，过起了小日子，几年回一次家。
李晓霞是个新婚不久的村妇，她的丈夫因涉嫌吸、贩毒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年仅19岁的她已独守空房两年。她的公公因贩毒已被执行死刑，包括她丈夫在内的4个兄弟皆因吸贩毒被判刑，偌大的院子，只有婆婆和几个女人领着一个不满10岁的小侄子相依为命，全家没有一个支撑家庭的男人，80多亩耕地无法下种，生活陷入困境。
《中国吸毒调查》 三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3）
张桂花老人常常跺着脚骂道：“家里的男人都被毒品那个东西给害了，本想靠贩毒致富，结果贩了个家破人亡，当初他们要是不贩毒，既使吃苦受累也比今天的日子好过得多。”她的丈夫马学明因贩毒被“枪崩”了，四个儿子也因贩毒、抢劫和吸毒被判刑和劳教，剩下三个儿媳“守活寡”，十几间大房子，平日里只留下一个孤独老妇人在家看门。
在通往韦州镇公路边的一个回族家庭，一家老俩口生了4个儿子，父亲和大儿子早年因为贩毒被判死刑，老二被判刑15年，老三被判6年，老四被判3年。老四媳妇说，自己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被送进了监狱，他苦苦等了3年，丈夫回来了，但整天无所事事，她估计自己的丈夫没几天又要去贩毒，她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到什幺时候。
在下马关南27公里处的预旺镇，是一个新形成的贩毒区。在下马关镇和韦州镇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因贩毒、吸毒而减少之后，预旺镇周边村子里的部分男子成了贩毒“替补队员”。毒贩交易的地点在预旺镇，参与人员来自预旺镇和下马关镇，两个镇的毒贩走向了联合贩毒的道路。
下马关、预旺、韦州三镇南北相通，有一条刚刚修好的公路相连，在宁夏东部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条狭长的毒品走廊，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毒品来源地。
●临泉――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
地处安徽省西北边陲的临泉县西、北、南分别与河南省的平舆、项城、新蔡等5县接壤，省内则与颍上、阜南、界首等四县为邻，故有九县通衢之说。这里地情、民情也相当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这里成为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临泉的庙岔，地处安徽、河南两省三县交界处，清末民初，这里就是买卖鸦片的集散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一度绝迹的毒品随着皮张市场的兴起再次出现。当时皮张生意之盛，可以用“商贾云集，异常热闹”来形容它，每天的凌晨3、4点钟的时候，来自全国包括新疆、东北的商人就开始进入市场，每人2元的门票收入多达数千元。
很快，这种繁荣和茂盛及众杂的流动人口刺激了庙岔毒品的沉渣泛起，再度猖獗，并且迅速蔓延。云南和临泉毒品信道的形成大致也是在那个时候。
临泉现有人口近200万，人多加之积年的穷困，这里的民生艰难。上世纪８０年代，地少的农民多外出务工，不少人长途跋涉到云南，帮助当地人承包土地种西瓜，工资多是根据当年西瓜的收成，当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几乎拿不到工资，当地有些人就拿出毒品代替。
而这样的“工资”带回临泉后，竟然比丰收的年头还要丰厚。一来二去，暴利牵引，就有人走上了贩毒的道路。而且，临泉农民有不少人和云南当地人结婚，定居云南。这样的血缘关系构筑的毒品信道具有一般渠道没有的稳固性，打击起来、尤其是斩断特别困难。
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贩毒分子确实得到了毒品的好处，不少人赚了钱后在村里盖房起楼，眼热的群众就群起仿效。一时间，以庙岔为龙头的乡镇农民纷纷走上贩卖毒品的不归路，毒品日渐泛滥。据说，在离庙岔还有10公里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
临泉县里有一家最好的宾馆，大多住的是外地人，他们很多都是来贩毒的。从县城发往庙岔镇这条线的客车生意最好，从早上4点到晚上7点，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车。这条线上有50多辆车在跑，每个车主每天都能跑四五个来回。有位20多岁的车主说，他的车一次能拉6个人，每天有几千人到庙岔镇去，这些人不少是去带毒品的。尤其来贩毒的大毒贩，他们一般是包车走，不讲价钱。
“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这句话在临泉民间颇有流传，尤其是毒贩利用贩毒赚来的钱建起的一栋栋楼房和一个个门面，无形中起到了直观的激励作用。1998年1到10月间，在云南贩毒被抓的临泉人则达到65人；而1999年3月的四天时间里，就有29名来自临泉庙岔、姜寨的毒贩子在云南落网。一个3000人小镇，竟有100多人因贩买毒品而被判死刑和无期，毒品在这里泛滥成灾，由此可略见一斑。
有位张老太也做起了贩毒买卖。因为她的小儿子被毒品害死了。她仗着自己年龄大，认为政府没办法治她，越干胆越大，经常怀揣毒品小包，拄着拐杖，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当街交易。她说：“毒品害了我的孩子们，我要用毒品害死别人。”
一个村民因涉毒被判刑入狱，在监狱服刑期间，小孩在家由奶奶照顾，但奶奶年老体弱，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孙子，在一次带小孩赴监狱探监时将其丢在监狱不辞而别。后来监狱给小孩买了点东西并给了1000元钱，又把小孩送回奶奶身边，但奶奶死活不收。
临泉县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写的一段很感人的话：
“我最亲的双亲都已离我而去了，失去双亲的呵护，我感到万分孤独无助。父母都已离开了我们，干脆我们也随他们而去，到另一个世界去。世间缺少太多的爱，爸妈啊！为了钱你们怎幺舍得扔下我和年幼的弟弟呀！我恨死毒品了，它使我原来和睦完美的家就这样离散了。我少年的梦被撕碎，我的心在流血。”
《中国吸毒调查》 三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4）
庙岔镇一位无人敢惹的老大控制着整个家族从事毒品买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老大的亲戚因为贩毒被抓者已达到3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毒贩老大们还有到外地把人从监狱或看守所弄出来的“扒人”本事。在临泉县，能够在外地“扒人”的人，地位很高，会受到毒贩家属格外的尊敬。这些角色通常由坐庄的老大们担任，也有担任公职的人，这些人专靠吃毒贩家属们的供奉生活。每年时常会有临泉县的毒贩在昆明、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被抓，所以这些“扒人”者的工作是很忙的。
在临泉县庙岔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