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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连青楼而沦落至拉洋车为生；后半部分写赵母携二宝来上海寻赵朴斋，而二宝亦为上海的繁华所诱，成为妓女。但赵氏兄妹之事在书中所占篇幅仅十分之一左右，前后还串连组织了其他许多人物的故事，以作者之言，这是一种“合传”的体式（见此书《例言》）。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精心构撰的小说，作者在艺术上有明确的追求。清代后期长篇小说的结构多效仿《儒林外史》，以若干独立单元联缀而成，而此书笔法据作者所言也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又强调“穿插藏闪之法”，追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连续性效果（同上），使原本可以独立存在的人物故事相互纠结交错地发展，具有较完整的长篇结构。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也很用力。他提出小说中的人物要“无雷同”，即“性情言语、面目行为”不能彼此相信；又要“无矛盾”，即同一人物前后出场时，应具有统一的性格；还要“无挂漏”，保持人物与事件的完整（同上）。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创作的认真态度和清醒的认识。此书的语言，是用普通话作叙述，用苏州话写对白。对不懂吴语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读，它的流传范围不广，即与此有关。但作者明知会有这样的后果，为了保持人物鲜活的口吻，而坚持不肯改变，同样表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重视。
关于《海上花列传》的宗旨，作者在《例言》起首即声明“此书为劝戒而作”，在第一回开头又强调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揭露娼家的奸诈，从而“发人深省”，裨迷途知返。这是旧小说常用的自我标榜道德价值的陈套，而这本书的实际情况至少并不是与之完全相合。在《海上花列传》中，既看不到“才子佳人”的模式，也看不到把妓院写成孕育爱情的温床的浪漫笔调，却又并非立意揭发妓女的罪恶。它揭示了嫖客以娼家为玩物、娼家处处谋取嫖客钱财的冷酷事实，但这是对事实的真实描述。而且作者始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离奇的故事情节上，他所写的大抵是平凡琐细的生活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凸现人物的活动。
对任何一部小说来说，能否刻画具有真实性的人物形象都是成败的关键；而这种具有深度的刻画能力，首先来自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妓女这一被人卑视的人群，没有理解和同情根本不可能写得真实。就此而言，《海上花列传》是值得认真看待的。作者笔下的众妓女，如沈小红的泼辣，张蕙贞的庸懦，周双玉的骄盈，赵二宝的幼稚，无不是跃跃如生。她们既非美好，亦非丑恶，她们只是非人的处境中的人。
在非人的处境中，她们既苦苦挣扎，也彼此争斗、相互炫耀，而愈发显示出这种处境的可悲。特别到最后几回，一面写周双玉因与朱淑人的婚姻之约成空，便闹着逼朱淑人与她一同自杀；一面写赵二宝久盼相约白头的史三公子不至，重操卖笑生涯，被无赖“癞头鼋”恣意凌辱，这些沦落风尘的女子的无望的人生，令人不能不发出深长的叹息。而作者描写这一切，极少有夸张和过度渲染之处，他的叙述始终很平淡，细琐如“闲话”，从中透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人生的苦涩的况味。
这种笔法对一些现代作家（如张爱玲）有明显的影响。鲁迅也称许《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在同时代的小说中，这是很难得的了。
《海上花列传》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小说艺术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以视作现代小说因素的成长，但它的败笔也很明显，比如第四十回前后写名士宴集的一部分，仍旧陷入旧小说最常见的卖弄辞章学问的陋习，毫无意思。作为长篇小说，它的情节未免过于琐细。另外，由于作者看不到新的人生理想，使得小说完全笼罩在灰暗的情调中，也缺乏社会批判的力度，这些都是明显的缺陷。
清末写妓院生活的小说还有多种，像《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过去都流传较广，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末都市社会腐败的景象。不过在艺术上，这些小说都远不及《海上花列传》。
第三节 谴责小说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古老的中国一步步滑到亡国的边缘，国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信心。同时，清政府苟延残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这一类小说大都写得很尖锐，但由于作者迎合读者求一时之快的心理，描写往往言过其实，显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鲁迅认为这一类小说还不够格称作讽刺小说，就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其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等。除了这四人的作品，可以提及的还有黄小配的《计载繁华梦》和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苦社会》等。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他少有才名，擅长诗赋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却终未能中举，因而对社会抱有不满。三十岁时来上海，先后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这几种报纸经常刊登一些妓馆、戏院的消息及戏谑文字，是有较浓文艺气的消闲性小报，为后来的文艺报刊的先导。另外，他还曾担任过著名的小说期刊《绣像小说》的主编。
李宝嘉最著名的作品《官场现形记》，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共六十回，写作于一九○一年以后的数年中，书未完稿作者就病故了，最后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补缀而成的。小说的结构大抵如《儒林外史》，由一系列彼此独立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鲁迅概括其内容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中国小说史略》）书中写到的官，从最下级的典史到最高的军机大臣，其出身包括由科举考上来的，由军功提拔的，出钱捐来的，还有冒名顶替的，文的武的，无所不包。总之，凡是沾一个“官”字，作者都要让他们“现形”。
这部小说立意揭露官场的黑暗，有些地方尚能写得有声有色。如第二回写钱典史巴结赵温，想借他走他的座师吴赞善的门路，后来在一次聚会上见吴赞善对赵温很冷淡，他的心也就冷了下来：
大家散了以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
写一个小吏的心机，真是很细密。
但正如胡适《官场现形记序》所说，这部小说善于写“佐杂小官”，“写大官都不自然”。这也许是作者生活经历所限。然而市井读者的兴趣，却主要在于大官的隐秘，所以作者的笔墨也多花在这方面。而他所写的大官的故事，大抵是鲁迅所谓“话柄”（社会传闻），没有多少真实性。如第五回写到何藩台出卖官缺，在那里清算帐目，继而因为分赃不均，同他的亲兄弟兼经手人“三荷包”大打出手，差一点弄得太太流产。大官僚通过出卖官缺中饱私囊，确是清末社会的一大弊端，但作者将此写得犹如市井无赖的生意，这就没有真正的“现形”的意义，也失去了批判的力量。而从全书来看，大部分是这一类漫画式的笔调，所写的官没有一个是好人，而且这些人几乎全部坏到没有人性的地步。这固然可以使厌恶清政府的读者感到痛快，但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就被处理得简单化了。这样的小说，很难说有多大文学价值；以揭发阴私为快，写坏人必定坏到极端，这对后来的小说也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除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还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狱》等长篇小说和《庚子国变弹词》。
吴沃尧（1866—1910）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一个衰落的仕宦人家，二十多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文，后与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并自任主笔。他所作小说，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此外还有《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劫余灰》等三十余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一百零八回，自一九○三年始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上连载四十五回，全书于一九○九年完成。小说以“九死一生”为主角，描写他自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以来所见所闻的各种怪现状。第二回云：“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蚊；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可见其宗旨大致与《官场现形记》相类。不过，这部小说涉及的社会范围比《官场现形记》要广，它以揭露官场人物为主，又写到洋场、商场以及其他三教九流的角色；除了大量的反面人物，还写了九死一生、蔡侣笙、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
吴沃尧性格强毅而多愤世之慨，所以文笔格外尖锐；他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是“主张恢复旧道德”（《新庵译萃》评语），所以抨击的矛头，往往针对旧道德传统的破坏。但描写之中，“伤于溢恶，言违真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情况，较之《官场现形记》更为严重。像苟观察跪求新寡的媳妇嫁给制台大人充当姨太太以便自己升官；符弥轩虐待祖父，逼得他向邻居讨饭，甚至几乎将祖父打死；莫可基冒顶弟弟的官职，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无不行同禽兽，绝无情理。以这种不近情理的描绘来批判社会统治阶层的道德问题，是难以取信于人的。所以鲁迅批评这部小说“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同上）。
在结构方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