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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所谓“屁文”。这一类故事中，作者主观情绪的宣泄最为强烈，尖锐当然是尖锐的，但难免夸张太过。书中攻击科举弊端，写得最有意义应是那些反映考生在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灵魂被扭曲的作品。如《王子安》篇，写王子安屡试不第，在一次临近放傍时喝得大醉，片刻间梦见自己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于是一再大呼给报子“赏钱”，又想到应“出耀乡里”，因“长班”迟迟而至，便“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酒醒之后，始知虚妄。这一种描写，确是入木三分，包含了作者深刻的心理反省。篇末“异史氏”的议论总括秀才入闱前后，忽异想成狂，忽沮丧欲死，神昏志迷的情态，令人感慨不已。
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作品。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
但《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写得十分动人。这些小说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气，敢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满足，少受人间礼教的拘束。像《婴宁》中的狐女婴宁，永远天真地笑个不停，嬉闹玩耍，绝无顾忌，丝毫未曾受到人间文明法则的污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树叶制作锦衣，每当情郎意有旁骛，便不动声色地让他的衣衫变回片片黄叶，当场出丑。作者艺术创造力的高超，就在于他能够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国古小说中渊源久长，而蒲松龄特别注意于此并擅长于此，颇有值得推究之处。作为一个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从明末到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而蒲松龄也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截止。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这应是蒲松龄对狐鬼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还是会对小说产生影响。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
前人或将《聊斋志异》比之于竟陵派的诗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这种比拟不无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那么，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在体式上，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
但《聊斋志异》毕竟是富于才华之作，也毕竟承续了前代小说中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小说史上仍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一些优秀篇章中，作者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善于在这种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惚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文言，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虽亦以文言为主，但较为浅显，有时还巧妙地融入白话成分，既不破坏总体的语言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说的对话难以摹写人物神情声口的毛病，这是很难得的成就。以《翩翩》为例，在落魄浪子罗子浮为翩翩所收留后，有一位“花城娘子”来访：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
“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
此后写罗子浮二度偷戏花城，均“衣化为叶”，吓得不敢再胡思乱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肠断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写二女相为戏谑的口吻，十分灵动，对旧时稍有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了。
由于结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性又推进了一步。此后虽然还有不少类似的作品问世，但都已无法与之媲美了。
第二节 《水浒后传》等长篇小说
清代前期中的长篇小说中，《水浒后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属于比较相近的类型，主要敷演英雄传奇故事。
其中有些纯为虚构，有些虽有一定历史背景，但虚构成分也很多。另有时代稍晚的《说唐》等，也附带介绍于此。
《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约生于明万历后期，卒于清康熙初年。明亡后他不愿做官，靠卖卜为生，并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惊隐诗社。除《水浒后传》外，他还作有《续二十一史弹词》，但没有留存下来。他以亡明遗民自居，常有国破家亡的不平与伤感。《水浒后传》第一回中序诗云：“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可见这是他晚年寄寓感慨之作。原书八卷四十回，后蔡元放析为十卷，每卷四回，略作修订，遂为流行之本。内容写梁山泊义军于征方腊后或死或散，一些未死的头领及梁山英雄的后人，再加上另外一些江湖义士，以李俊为首，重新聚集起来占山据水，反抗官府，抗击金兵，最后到海外创业建国的故事。
《水浒后传》虽谓《水浒传》续书，实际与当代历史的关系极为密切。此书最初付梓于康熙三年（1664），其写作年代当在顺治、康熙之交。当时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已基本确立，但南明桂王、韩王的政权尚系于奄奄一息中，各地民间的反抗浪潮犹此起彼伏，海外郑成功占据台湾，也是反清的重要基地。与此对应，《水浒后传》的背景，是金兵南侵、宋室危殆；李俊等人斗争的对象，起初是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但自十四回以后，即转为高俅、童贯、蔡京父子、杨戬等卖国权奸和金兵；李俊等虽在海外立国，却接受了南宋王朝的敕封，表现出浓重的皇权意识。
如前所言，《水浒传》虽以“忠义”为必要的前提，但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完全受这种道德前提的约束，而常常显示出自由豪放的个性和对世俗幸福的追求。《水浒后传》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水浒传》的主题，但中心则偏向于表现作者的民族意识。在这种主观意向的作用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忠臣义士”的一面被强化了，对生活中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性未免有所忽视，这妨碍了小说的成就。但作者的艺术修养还是比较高的，作为一部独创的小说，它的故事结构相当完整；语言虽比不上《水浒传》那样生气勃勃，却也流畅生动。而作者作为“亡国孤臣”的悲愤心情，也常常流露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使读者受到感动。总括来说，《水浒后传》是一部独立性很强的小说，和一般“续书”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说岳全传》二十卷八十回，题“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书前有金丰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
钱彩、金丰生平均不详。小说写岳飞抗金和最后遭秦桧陷害而死的故事。
岳飞作为南宋初主战派中最有影响的将领，却死于“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当代人就感到不满的。数十年后，在主政的韩侘胄一意推进北伐的背景下，朝廷为岳飞平反，并追封为鄂王。此后，4020岳飞渐渐成为表达民族意识、宣扬忠节的英雄形象，其事迹成为“说话”和戏剧的素材。小说方面，明代有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武穆精忠传》等），邹元标编《岳武穆精忠传》（此书实即前书的删节归并本），《说岳全传》即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而成。金丰在此书序言中说，小说“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说岳全传》的特点也正是以史实为核心，而虚构成分亦多。
以岳飞抗金故事为素材，这在清代前期容易触犯统治者的忌讳，所以此书在乾隆年间曾被查禁，后来才复得印行。但因此而过分强调小说中的民族意识，却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书中写金人侵宋，是因徽宗祭天时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