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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诗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是嘉庆以来逐步兴起的宋诗派，这一派的早期人物主要有程恩泽和祁寯藻等，而以稍后的曾国藩影响最大，人云“湘乡（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黄庭坚）”（陈衍《石遗室诗话》）。他主张作诗首先要涵养志气人格，同时要讲求学问，注重修辞和音调。这代表了尚有自信维护清王朝的存在并以此为己任的政治人物的文学趣味。自同治以降，宋诗派演变为“同光体”，代表人物有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同先体”过去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保守旧传统的诗派，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以成就最为特出的陈三立而言，他的不少诗写得突兀卓立，尤其在表现个人为社会环境所压迫的感受上，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前所未见的敏锐性，这种敏锐的感受实是自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另外，属于革命阵营的诗人苏曼殊，把西洋诗歌的自由与浪漫精神写入传统的形式中，也具有相似的意义。——尽管这两位诗人的政治立场和生活作风有绝大不同。
但传统诗歌形式尽管在表现诗人的人生感受方面仍有一定活力，而它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不相适应，却也是很明显的了。因此出现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所作大量引进新名词，反映新的文化知识，描绘中国以外的风土人情，大大改变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它虽然还是旧体诗的形式，也没有能够真正吸纳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但在推进诗歌变革上，还是起了较大的作用，并成为旧体诗到新体诗之间的一种过渡。
在黄遵宪开始创作“新派诗”不久，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这种“革命”的理想是以古人之风格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与人生精神——包括对西洋文化精神的吸纳。它在实践上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毕竟代表了比黄遵宪“新派诗”更进一步的变革要求。
清代后期动荡危急的时事，激起许多仁人志士忧时愤世的心情，从林则徐到秋瑾，留下了大量的纪实和抒愤的诗篇，这类诗作艺术上各有高下，但在保存时代心声上，都有它们不可磨灭的价值。
清后期的词与诗相比，较为远离于时代的波澜，虽也有伤时感事之作，但大抵隐于闪烁的意象之下。在词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沿袭清中期张惠言、周济一路的常州派词人，也有个别词人不囿于这一派。他们对于词的写作和理论研究，以及词籍的整理颇用功力。但由于缺乏新异的创造，词在这一时期虽不寂寞，却少有生气。
散文方面，曾国藩凭借其击败太平天国所获得的地位，重振桐城派的“声威”，其幕府中又搜罗了众多的知名文士，一时造成很大影响（在作为桐派之分支的意义上他们也被称为“湘乡派”）。曾国藩的散文理论，力图在保存桐城派核心宗旨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顺应时代的变化。但他并不能挽救“古文”的衰落，所谓“桐城派中兴”，实际成了回光返照。而到了清末，一般古文家（包括被誉为“桐城派殿军”的吴汝纶）也已经意识到文化变革不可避免，常表现出新旧交杂的矛盾态度。
在散文领域代表着革新倾向的是梁启超，他的发表于报刊的许多文章，虽是为政治宣传而作且仍是文言体式，但写得流利明畅，富有情感，具有很强的煽动力，与向来的古文大不相同。因而以刊登这种文章为特色的《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这种新文体也是文言散文向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
清后期的戏曲演出，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都很繁盛，但大都沿袭或改编旧有剧目，或改编旧小说，新的剧本创作自中期以来即告衰退，缺乏重振之力。这既是因为清中期以后很少再有优秀的文人投身于这方面的创作，也和戏曲越来越偏重唱工与做工有关。清末出现过一些宣传反清革命的传奇、杂剧，但文学价值也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时在留日学生中第一次出现了由“春柳社”组织的话剧演出，虽然表演的是《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外国文学故事，但这一新的剧种为“五四”以后新的戏剧文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小说是清后期最为兴盛的文学样式，其数量呈现急速的增长，这在客观方面是因为印刷技术有了提高，因为报刊杂志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的勃兴，主观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时代人们对小说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小说的价值被提得很高。
在晚清小说论中，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所鼓吹的“小说界革命”说。梁氏在这方面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派人士喜以小说宣传政治观念的影响，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竭力强调小说在推进政治变革和提高社会道德方面的作用，将它夸大为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尤其是能凭借其艺术感染力来造就新的人格——是有所认识的，但这种认识完全附属于以小说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宗旨。这种理论的显著缺陷，是容易使小说过于偏重宣传效用，呈现说教色彩，而艺术上却变得浮夸粗糙。当然，对于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传统中鄙薄小说的习惯，这种理论客观上也起到了冲击作用。
清后期小说的成就不高。在比较著名的作品中，像属于旧小说范畴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故事性很强，语言也比较生动，但由于思想陈腐，人物形象也就难以刻画得真实；以前评价较高的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在揭露社会黑暗方面确实很尖锐，但这里面所谓的“揭露”有太多的虚夸，缺乏对人物的真实理解和同情，辞气浮露，却成为它的致命伤。值得重视的小说应数以妓女生活为中心兼及社会各色人物的《海上花列传》，它以自然平实的文笔，描绘了在畸形的社会和畸形的生活处境中人性的变异状态，善于从人物不动声色的言谈举止中反映其微妙的心理，在若干方面具有现代小说的特色。只是它的情调过于灰暗，作为长篇小说来看，它的情节也过于琐细。
清后期的小说中，翻译作品比创作的数量还要大。这本来不属“中国文学”的范畴，但作为一个特殊时期中文学的总体现象来看，仍值得注意。翻译小说的勃兴，既有助于当时的人们放开眼光看世界，了解异域的文化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为中国的小说创作在多方面提供了借鉴。不过，当时的小说翻译，由于缺乏对外国文学的全面认识，还缺乏系统性，所介绍的作品，以娱乐性读物为多，真正的经典之作反而译得很少。
清后期小说的成就虽然不高，但由于数量庞大，传播广泛，加强了文学与大众生活的关联，也提高作家的创作兴趣，再加上对小说的价值的重视，这些对于建立小说在新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后期也出现了许多文学批评和研究性质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有少数学者对文学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视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小说理论方面，虽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想的某些成分。与此同时，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作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西方戏剧理论也有明显的关联。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更为深入地运用了西方美学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周树人（鲁迅）留学日本时所作《摩罗诗力说》（“摩罗”为梵文“恶魔”之意），以西方文学为主要例证，热情赞颂文学中的叛逆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更是他后来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先声。
从元代以来，尤其是从明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以反抗封建专制的压抑、张扬个性、促使人性朝着自由完美的方向发展的变革因素虽屡遭挫折，却在艰难中持续地成长着。这种因素在清末民初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出现急速的扩张，而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但尽管有外来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自身的变革因素仍是决定性的和一贯的；从明中期至“五四”，中国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终章中加以论述。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诗词文
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学，都受到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诗、词、文中表现得尤为直接。不过，清代前期的文人，一部分由明入清，一部分生长于清初而与前朝的关联较少，政权更迭在他们的感情上所造成的负担有所不同。清代前期的诗、词、文，便在这两类不同的文人的创作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诗歌
一、清初诗坛
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明末就有诗名、入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但诗歌的作风和对诗歌的看法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