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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游记》虽是由众多零散故事传说汇聚成一部大书，但经过再创作，结构却相当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诙谐，灵动流利，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都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西游记》问世后，万历年间曾出现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杨志和的《西游记传》四十一回，大抵属于删节兼有改编的性质，都很粗糙。另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续书，也谈不上什么成就。明末董说的《西游补》较有名，但他是借神话情节攻击当代政治与士风，在艺术方面也并未怎么留意。
第四节 明中期的历史小说
明代中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历史小说，大都属于“演义”的性质，是书商为了适应民间了解历史知识的需要而草率地编写出来的。也有一部分虽依托历史，但包含较多的民间传说故事。到明代后期，编写和印行历史演义的风气依然很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加上已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包容了从开天辟地到明代为止的全部历史，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时代的文化风气。这一类小说水平大都不高，产生的具体年代，有的也不易确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中期至后期的历史小说合在一起，从中挑出几种影响较大的，一并在这里交代。
《列国志传》，余邵鱼编写于嘉靖、隆庆年间，今存有万历年间所刻八卷本和十二卷本，述春秋战国历史故事，文字甚粗糙。后来冯梦龙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材料加以改编，易名《新列国志》，共一百零八回，篇幅较原书大为扩充，并在文字、故事情节、人物描绘等方面作了许多艺术加工，对史料也作了较认真的考核。清乾隆年间蔡元放又在冯氏的基础上略作修订润饰，加上评语、读法和注释，是为最流行的《东周列国志》。《新列国志》较重视史实，内容基本上都本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籍。其长处在于文字通畅，能够把春秋战国纷繁复杂的历史编排得有条不紊，有些故事因在史籍中就有较丰富的素材和一定的戏剧性，经过作者的加工，显得有声有色，如“郑庄公掘地见母”、“晋重耳周游列国”、“孙武子演阵斩美姬”等。但总的说来，此书作为文学创作的成分较少，过于平铺直叙，很多地方只是史料的联缀。它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有较大的功用，文学性虽不强，但在明代同类小说中，仍属上乘之作。
《北宋志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有万历年间建阳余氏三台馆本，与《南宋志传》（此书主要写宋太祖故事，内容与书名不甚相合）合刊，共二十卷。作者不详，或谓嘉靖时熊大木编。书写北宋末杨家将抗击契丹入侵的故事。内容相类的小说另有《杨家府演义》八卷，初刊于万历三十四年，大约从前者演变而来。杨业、杨延昭为历史上实有人物，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日广，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所写，大部分内容也属于民间传奇性质。这两部小说的艺术价值都不高，结构松散，情节简单，但由于传奇色彩很浓，为后来的戏剧和民间说书提供了较好的原始素材。如穆桂英的战事，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都很受民间的喜爱。
《英烈传》，现存最早的有万历十九年刊本，八卷六十则，作者不详，相传出于嘉靖时武定候郭勋府中。书写朱元璋及其诸功臣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过程。其内容大都本于史传及各种杂著、野史，也包括一些民间传说，重大事件均有历史根据，细节则多虚构，类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许多故事情节的描写也明显是学《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这部小说也比较粗糙，但由于它写的是一群下层人物趁时而起、在动乱时代中建立功业的历史故事，富有传奇色彩，所以也容易受到民间的喜爱。
第四章 明代后期诗文
自万历初开始，明代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个领域，逐渐出现全面上扬的势头。而且，在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真实情感等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学都显示出鲜明的一致性。这表明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广泛地影响到文学创作，并藉此表现新的人生理想与生活追求，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困惑与苦恼。诗文作为传统的文学形式，多少保存着偏于“雅”的习惯，不像戏剧小说那样表现得直露，但在根柢上彼此仍是相通的。在反映文化人的精神生活方面，诗文则更为直接和细致一些。
第一节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
晚明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隆，是这一派的领袖。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他不喜做官，动辄请假、辞职，总共在吴县令、吏部郎中等任上做了五、六年，大多数时间在游山玩水、诗酒之会中度过。但他做官时也做得很认真，有很好的声誉，只是觉得官场的生活压抑得人太苦，所以宁可赋闲。有《袁中郎全集》。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翰林庶吉士、官至右庶子。袁氏三兄弟中，他年居长而才气较弱，性格也比较平和。不过，公安派反对拟古的文学观，最初是由他提出的。有《白苏斋集》。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凫隐居士，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礼部郎中等职。他中进士时已四十六岁，久有怀才不遇之慨。年轻时以豪侠自命，任情放浪，喜游历。所作诗文（尤其散文）富于才气和个性。有《珂雪斋集》。另外，陶望龄、江盈科等，都是与三袁关系密切的文人。
在整个晚明文学的思想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实际是李贽。关于他的情况已在本编《概说》中作大略的介绍，不再重复。袁氏三兄弟均与李贽有密切交往，李贽也曾对袁宏道极表赞赏。公安派的文学观主要是从李贽的思想学说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它的基点不在于诗文的语言技巧，而在于个性解放的精神。袁宏道在无意中读到徐渭的诗集时惊喜莫名，对这位几乎湮没无闻的前辈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也正是因为徐渭的身上表现了狂傲而不可羁勒的个性。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袁宏道《叙小修诗》称其弟之作：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又江盈科在《敝箧集序》中引述袁中郎的话说：
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
“性灵”原不是新鲜的辞语，南北朝时就颇为习用。如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赵国公集序》），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其意义大致与“性情”相近。明代中后期，六朝文风重新受到重视，“性灵”一词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诗文评中又使用得多起来。
袁中郎进一步在这里面加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使之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首先，袁中郎的“性灵说”是出于李贽的“童心说”，它和“理”，和“闻见知识”——即社会既存的行为准则、思维习惯处于对立的地位。
在中郎看来，“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声伎之满足，“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也是一种“趣”；恰恰是讲学问做大官的人，“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同样，稚子“叫跳反掷”、醉人“嬉笑怒骂”，因为“理无所托”，所以“自然之韵出”（《寿存斋张公七十序》）。总之，保持人性的纯真和活泼是首要的，真实的卑下也比在封建教条压抑下形成的虚伪的高尚要好。其次，袁中郎在强调“性灵”时，明确地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他在《叙小修诗》中说，较之文人诗篇，“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更有流传的价值，因这些歌谣“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在向来的正统文学观中，诗文的首要义务是载道明志，有益于教化，虽不反对抒情，却要求保持所发之情的纯正无邪，不越出“礼义”的范围。而中郎以自由地抒发“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为“可喜”的“真声”，正是要打破对于文学所加的种种道德束缚，伸张新鲜真实的生活情感与欲望在文学中的权利。再有，袁中郎所说的“性灵”，还意味着独特的个性表现。他在《徐文长传》中说，文长的诗“虽具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事人者所敢望也”。换言之，诗不妨有疵病，却不能没有强有力的人格精神。在前引《叙小修诗》中，他更明确地说，小修诗“佳者”未必令他喜欢，因为不免有蹈袭前人的痕迹，而“疵处”却因“多本色独造语”而令他“极喜”。如此，在评价标准上，他把诗的个性放在了诗的完美之上。要求诗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发之于真实的情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