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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可以受到天下臣民的“衷心拥戴”，坐稳龙椅。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夺权篡位历来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恶。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人还是多如牛毛，有的甚至还受到赞美和歌颂，关键是夺权篡位的行动能否成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佃农，还当过和尚，后来趁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机会，推翻元朝，建立大明朝。这一天，朱元璋独自在金殿上散步。望着金碧辉煌的宫殿，他忽然想起自己昔日的贫苦生活来，不禁感慨万千，就自言自语：“想当初，我因为贫穷才参加红巾军，原先只想在长江两岸抢一点东西，以维持生计，不想弄假成真，竟然当上了皇帝，真是出乎意料……”朱元璋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了什么响声，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在殿梁上，有一位工匠正在干活！
朱元璋不禁勃然大怒：刚才这些话要是传扬出去，自己的颜面何在？所以，他厉声大喝：“下来！”哪知道，那个工匠根本不理睬，仍然在刷油漆。于是，朱元璋命几名御林军爬上梁柱，把他拖了下来。
这时，那位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大怒：“朕刚才问你话，你为什么不回答？”可是，油漆工只是望望皇帝，一边发出“啊啊”、“唔唔”的声音，一边做手势，那样子十分滑稽。朱元璋一见，才放下心来：“原来是一个聋哑人。”所以，朱元璋一挥手，就把他放了。
专制帝王的“法宝”—攥紧“枪杆子”（2）
等出了皇宫，这位油漆工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原来，此人既不聋，也不哑，刚才在情急之间才想出这个“装聋作哑”的办法。
朱元璋本来是和尚，又当过强盗，只因为做了皇帝，掌握了屠刀，就不许人们提他的旧事，就连听他的“自我独白”都有罪。
在8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一个想当天皇的“道镜和尚”。可是，此公不但没当成皇帝，还被后人贬为“恶僧”，在《大日本史》里更被列入《叛臣列传》。
都是和尚，朱元璋可以明正言顺地当皇帝，子孙后代“称孤道寡”，道镜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迥然不同”的情况，是因为：朱元璋的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道镜则是赤手空拳！
不幸的是，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因为没有“英年早逝”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最后遗臭万年。例如，新朝皇帝王莽，早年曾摆出一副“人民救星”的姿态，做了许多好事，但等他做了皇帝，就露出“庐山真面目”来。最后，农民起义军攻入皇宫，砍下他的脑袋，还把他的舌头切碎分食，因为大家痛恨王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人民。对此，后人有诗叹曰：“倘若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幸亏没有早死，否则这个“独夫民贼”肯定会被后世的史家“大书特书”！
王莽之所以在开头表现得不错，是为了夺取汉朝的江山。等王莽坐上龙椅，他就实施暴政，并一再欺骗人民，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手握百万大军，“刀把子”攥在手里，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王莽没有料到自己手里的“刀把子”不够硬：他的军队都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们早就恨透了王莽。所以，在昆阳大战时，王莽的百万大军在刘秀的3000骑兵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王莽手里既然没有了“刀把子”，等着他的也就只能是“挨千刀”的厄运！
大汉奸汪精卫，早年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被逮捕入狱。面对满清政府，他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表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还写了一首《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首诗写得非常悲壮，在当时曾广为流传，闻者无不动容。如果汪精卫当时被清朝政府砍了脑袋，几乎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汪精卫”这三个字将会与“剑湖女侠”秋瑾一起彪炳史册。
不幸的是，汪精卫偏偏活了下来，最后竟然卖国投敌，当了大汉奸。在名义上，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侵华日军的工具，因为他自己手里没有“枪杆子”，当然也就成不了气候，只好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二：法律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律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目中，法律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最后，西方人走上了“法治”之路，中国人则是走上了皇权国家之路，长期生活在“人治”的阴影下。
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春秋末期，有一次，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巡查边境。突然，有人向他报告丢失了100头羊，令尹急忙派人四处查找。几天过去了，一点破案线索也没找到，这个案子似乎成了“无头案”。
这时，忽然有一个名叫“直躬”的人前来检举罪犯，并找到了那100头羊。令尹大喜，准备重赏直躬。谁知，直躬连连摇头：“不不不！小人不要奖赏，只求大人开恩，不要对这个盗贼处罚太重……”令尹一听，疑惑地问：“为什么？”直躬嗫嚅着答道：“因为……他是小人的……父亲！”“什么？他是你父亲？”令尹脸色大变，指着他怒吼道：“直躬，你竟敢告发父亲，简直是忤逆不孝！”直躬慌忙辩解：“我这是在遵守国法啊！”
令尹一听，更火了，一拍“惊堂木”，喝道：“大王最近面谕群臣，应该在楚国法令里加上这么一条：凡是儿子不孝敬父母者，与臣子不效忠国君同罪。现在，你告发父亲就是不孝，不孝也就是不忠！来人，把这个不孝之子拖出去斩了！”直躬急忙喊冤。可是，几个凶神恶煞一般的武士跑了过来，就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揪出去，一刀砍了。
这则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专制统治者可以随意操纵法律。当时，法就是“王法”，最高权力掌握在专制帝王的手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立法、利用法，经常闹到颠倒黑白、令人发指的地步。
那么，什么是“法”呢？对此，韩非子有一个解释：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意思是，法律条文是由官府（即国家）制定的，用来治理人民，奖赏守法者，惩罚犯罪者，同时供臣民们学习，以便遵循。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法律很早就出现了。据《周礼》记载：“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这说明，早在夏代，就出现了5种刑罚，共3000条。当然，这些记载是后人追述的，夏代刑法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商朝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它有官吏、军队、监狱，当然也有法律。后来，周公提到的“殷彝”就是商朝的法律。在这一点上，韩非子说得更具体：“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意思是，商朝有一条法律：凡是把灰倾倒在大街上的人，要被砍掉手臂。
当然，这些“只鳞片爪”的记载只能说明商朝有法律，真正出现法律条文并流传后世的最早实物是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创的“刑鼎”。
当时，子产在郑国执政，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让全体臣民一律服从国君的统治。对此，守旧势力坚决反对，晋国大夫叔向曾写信给子产，表示不满：“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如何避免刑罚，就不怕官长了。要是专凭刑书治理国家，官长就会不知道如何行政？”
不过，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二十多年后，带头指责子产的晋国也跟着铸起刑鼎来，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孔子知道后，却仰天长叹：“晋国很快就要灭亡了！他们不遵守唐叔和晋文公的旧法，造出一个什么刑鼎。从今以后，老百姓就会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的脸色行事了！要是尊卑贵贱没有次序，该怎么立国啊？”叔向、孔子之所以反对铸刑鼎，因为他们更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律和法律的力量。
可见，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因为再严酷的法律也有个界限，一旦将这个界限公布，老百姓就会遵守，避死求生，而不至于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完全听凭统治者的摆布。
就拿子产来说，他向来主张推行“猛政”。当然，他的“猛政”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同时也是针对贵族势力的，因为郑国的工商业发达，贵族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刑罚去侵害商人的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也影响了国家的税收。现在，子产铸刑鼎，将法律条文公布，对贵族的恣意妄为毕竟有了一些限制。所以，子产对叔向说：“我铸刑鼎，是为了救世啊！”其实，子产的刑法已经够“猛”了，还是为了“救世”。看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要是法律没有公布，那些统治者真不知会凶残到什么程度！
法律是约束权力的“利器”
法律，既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又是约束国家权力的“利器”。
17世纪，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宣布建立共和国。几年后，他逐渐羽翼丰满，蜕变为一个独裁者，也想过一过“国王瘾”！
这一天，克伦威尔突然询问法学家洛克：“现在，让一个人做国王也许对国家有利。”洛克听后一愣，一抬头，发现他的双眼里充满了期望和贪欲，立刻明白了他的“鬼心思”，便字斟句酌地说：“阁下，您是想要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