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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宪宗的怒火逐渐平息。这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可见他的策略已经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师，出任国子祭酒。
二是坊间开始谣传：韩愈开始信奉佛教。为此，朝廷大员、尚书孟简还写信批评他。韩愈向来是以“辟佛传道”的领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脚，马上写了一封《与孟尚书书》，着手辟谣：
“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随后，韩愈笔锋一转，大颠法师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质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刚刚留衣作别的大颠法师，也从一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们联系韩愈这一时期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韩愈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他又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自从踏上仕途，韩愈的权力欲就压倒了理性，信奉的是做官不只“为人”，更要“有利乎己”的观念。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地位，韩愈不但能够阿谀奉承、首鼠两端，甚至可以在自己一贯标榜的政治原则——“辟佛传道”上妥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育子孙后代的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例如，他有一首《示儿》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开头两句，在叙述自己刚到京师时的窘境后，韩愈就开始对自己的仕途成就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的心态：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廷重臣。对此，就连对韩愈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都读不下去，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清人全祖望也持此种见解。
总之，韩愈虽是一代文豪，但因为他生活在皇权国家里，也无法抵抗“权力场”的诱惑，所以他在政治上经常是朝三暮四，翻云覆雨，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把自己的“理想”抛到一边，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更不齿的事情！
“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皇权专制时代，虽说“千军万马齐奔独木桥”，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官场，好分一杯羹，但这“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别的不说，就算你干得不错，勤勤恳恳，像老黄牛似地做事，讨得了当朝皇帝的欢心和赏识，备受皇帝的宠信和重用，可是，中国的皇帝大多是“短命鬼”，老皇帝一死，你的位子就不一定能坐稳了。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台后，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欢的人，你就得准备下台了，这就叫“新人新气象”。而且，你在老皇帝手下做了那么多年，只有老皇帝能压住你，新皇帝用起来总觉得不太顺手，干脆让你下台得了。
不过，要是能够“体面”地下台，那倒也不错！这不，宋朝立誓不杀士大夫，为什么会被夸得天花乱坠？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经常是杀人如草芥，被杀的文人太多了，偶尔出一两个“仁君”，大家当然要把他“奉若神明”！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的垮台
在会昌年间（841～846年），大唐帝国最闪亮的一颗流星是宰相李德裕。在他当政期间，政绩卓著，最大的收获就是平定刘稹，收复了昭义镇。
原来，在德宗时，昭义镇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昭义军”。直到宪宗时，朝廷对河北三镇用兵，昭义镇因为其地处河中、河东、魏博、成德四镇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才变得强大起来，下辖泽州、潞州等好几个州。
在“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宦官专权非常不满，是惟一敢于上表斥责大宦官仇士良罪行的藩镇。后来，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大怒，与朝廷更是“水火不容”。到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他的侄子刘稹继任。于是，刘稹自称“留后”，不听朝廷号令。
在李德裕的坚持下，武宗决心讨伐刘稹。对这场战争，李德裕的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先稳住河北的成德、魏博两镇。为此，他亲自给这两个藩镇草拟了一道诏书，晓以利害，明确表示：朝廷尊重以往的惯例，允许他们子孙世袭，并许以重赏，命他们出兵夹击刘稹。
结果，昭义镇孤立无援，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最后，刘稹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宣告失败，昭义镇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随后，李德裕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武宗的支持下，他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共拆毁佛寺4600多所，僧尼还俗者26万多人，没收良田数万顷，解放奴婢15万人，其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史称“会昌法难”。
这时，李德裕被武宗提升为“太尉”，晋封卫国公，其威望也达到了顶点。在他当政的5年里，出于种种原因，他也曾数次上表辞职，但都没有被皇帝接受。想当初，他刚刚回朝时，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宰相在位的时间不能过长；一旦过长，就容易专权。结果，这句话在李德裕自己的身上应验了：到了武宗后期，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至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的种种过节，似乎以李德裕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了。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李德裕笑到最后确实是可能的。可是，历史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实在是太难以预料了，李德裕最后也未能“善始善终”，问题只有一个：唐武宗“英年早逝”。
与前几代天子一样，武宗也贪恋长生之术，迷信丹药，到最后竟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武宗一即位，就非常赏识道士赵归真，命他在三大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为此，一名谏官上疏劝谏，还被他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此后，武宗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李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十月，因为服用了赵归真炼制的金丹，武宗的性情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差不多，已经不是“好兆头”了。入冬以后，连武宗自己也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像是患了一场大病。这时，赵归真却奏道：“陛下，请您不必担心！这是脱胎换骨，请您一定要坚持。”所以，武宗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还叮嘱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连宰相李德裕也被蒙在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了。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终于去见“太上老君”了，年仅33岁。武宗逝世后，宫里的几个大宦官一碰头，决定：以光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正式即位，史称“宣宗”。
作为一个“外臣”，李德裕根本没有想到武宗竟然会这么快撒手而去。他更没想到的是，刚刚即位的宣宗将是一位“致他于死地”的天子。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然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宣宗举行登基大典时，身为太尉的李德裕手捧皇帝的宝册，就站在一旁。大典结束后，宣宗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问左右：“刚才站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朕的汗毛就会立起来！”
四月初三，李德裕就被贬为荆南节度使。第二天，他的亲信、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为忠州刺史。五月，李德裕的死敌、牛党骨干白敏中入朝为相。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闰三月，宣宗下诏：恢复会昌五年（846年）所废佛寺。八月，李德裕的好友李回被赶到西川，担任节度使。九月，宣宗又重翻“吴湘旧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第4次被贬，降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李回再被贬为贺州刺史……
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李德裕所做的，基本上都被宣宗否定，李德裕及其战友被彻底赶出朝廷，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经过长途跋涉，李德裕终于抵达崖州，这时他已经63岁了。至于他的两位老对手——李宗闵、牛僧孺，都在他前面去世了。李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其实，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自己的功绩都已经被新皇帝彻底否定了。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忧郁而死。对此，有人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
“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就这样，这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以三位首脑人物的相继去世而逐渐平息下来。关于这场党争，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他们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也许只有一个，就是大唐帝国的“新主人”——唐宣宗，这也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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