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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盖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以后，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指出，斯大林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英美那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说，苏联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领袖，我认为也说得很对。所谓那样的人民，意思就是拥有那种专制传统的人民。同样的道理，我国1952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那样顺利地照搬了斯大林那一套，照单全收，略无窒碍，也是由于我们拥有同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式“文化专制”传统之故。……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破坏文化、破坏教育，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这笔账必须算一算。
现在大家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那么教育呢？文化呢？人民的道德水平、知识智慧和素质呢？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中外历史上没有过，战争时期没有过，无论抗日战争中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没有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可见真如廖沫沙所说，这“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可是这“大革文化命”，却并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就高等教育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那一套的要点是：取消综合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科学。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系，根本不承认马列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科学。所谓重理工，也是只重技术而轻基础理论。技术的各个学系内部又细分为各个狭小的专业，学生毕业出来，对于自己专业范围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例如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的完整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把它变成了一所破碎的文理科大学。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文化人才。这种不要文化人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6节 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2）
中小学当然也要“由工农兵领导”，至于怎样贯彻执行，这里只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村看见的。在乡的辖区内或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归那一级的党政机关领导，校长们和教师们那些“文化人”统统是他们的属下。这一级的领导人员大都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出身，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入党以后才扫盲。但是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叫老师们甚至全体师生一起来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以，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
大中小学这种“停课闹革命”的损失，也许还是看得见的。更大的损害是全国文化人的地位、处境和遭遇。知识分子文化人是社会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道德、智慧和传统的载体。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化人长期受歧视、受凌辱和受迫害，超过了七八百年前十分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统治的元朝。这在中国固然史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这样地对待文化人、这样地对待教育，是整个愚民政策的体现。这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多大多严重，这笔账很难算，简直算不清。我认为它的危害之恶劣、遗祸之深远，大大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因此这笔账尽管算不清、却更应当深入地算。
关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大家都知道至少要花几十年的努力才补得起来。不过据说在经济这方面，后来者反而有后来者的特殊的优势，所以花几十年的功夫还有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人民思想的僵化窒息和民族生机的斫伤、文化教育方面的损失、道德的沦丧、良好民风的彻底败坏、人民素质的普遍跌落，难道是几十年能够恢复和挽救得过来的吗？我想这决不是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问题！我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们好好算一算，为的是让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清醒起来，努力争取尽可能快些了结和偿还这笔账。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近视眼的原因，
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或自己那个小集团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代的大作家和政论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何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文化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首席代表。所以，历年来提出“假如鲁迅活着”这样的问题，都是现代文化人对于自身命运的“天问”。
“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文化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的？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多严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伟大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不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
是正儿八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呢。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文化人，我曾经这样问过我的一位亡友杨国宇。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我在刘邓大军跟他相熟，他最后的岗位是新中国海军副司令。双方都退下来以后往来甚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四方面军那么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不料他反问道：你说说哪个方面军不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我无言以对。我虽然不是红军、没到过延安，但是在地下党参加了整风，认真学习过《整风文献》，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当头棒喝，至今记忆犹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形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讲话》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上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时距逝世仅十一天。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文化人就不干净呢？ 毛老人家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毛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指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