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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谈谈父亲鲁迅为祖国为民族壮壮烈烈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动人情节……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耳闻不断的是海婴先生关于父亲的版税官司，为此海婴先生在该书中专设《父亲的遗产》一节向世人诉说。对于精神的遗产，海婴先生在书中涉及极少，但对鲁迅“遗作的权益”，海婴先生则反复论之。就同周令飞退出中国共产党一样，鲁迅版税的继承也得有个程序问题。因为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许广平先生偕子海婴已书面向国家作了捐赠的要求。那么，在许广平先生逝世后，海婴先生欲讨回鲁迅遗作版税，是否应当再写一个书面报告，宣布收回以前的书面捐赠报告，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叶到21世纪的今天，境内外地区和国家，主要是台湾、日本、香港和大陆，不断有人标新立异，著文立说。说鲁迅与日本特务机关、国民党政府暗中勾结的有之，宣扬“鲁迅精神过时了”的有之，诬蔑乃至全盘否定鲁迅的人更是有之，但独独不见海婴先生站出来，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
记得1994年1月，台湾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以极其低级庸俗的话语，刊发攻击鲁迅及萧红萧军等大陆
鲁迅与许广平、海婴合影。摄于1931年7月30日。
非党左翼作家的长篇文章，那时，我多么的希望海婴先生能够站出来与之论理啊！可是，海婴先生又一次保持了沉默。后来，在众多前辈作家的支持下，《文艺报》以大篇幅刊发了我与之对阵的长篇文章；面对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海婴先生依旧是一言不发。
在新世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这是笔者在第十一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的一个问题。著名学者杨宪益先生的夫人，有“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白求恩”之誉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于临终前说了如下一段话：
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写我在牢狱里的经历，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可以拿一笔钱。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一个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的外国人，“文革”中又备受误解和折磨，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又该如何呢？鲁迅后代呢？
（原载《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第3版，2002年9月17日；
转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27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2节 质疑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次谈话
——读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薛克智
公正地讲，周海婴先生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南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写在新世纪初，顾虑较少，不少地方显示出他敢说真话的勇气。比如，他对创造社、四条汉子问题等的看法，就撇开了上一代的恩怨。关于“鲁迅之死”，关于鲁迅如何在八道湾涉嫌羽太信子（鲁迅的大弟媳）的所谓“绯闻”，造成与周作人一家反目的事件等敏感问题，海婴先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海婴先生提供的史料，对于学界研究鲁迅的重大意义当是毋庸置疑的。
我所要质疑的是这本回忆录中披露的所谓“反右”中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次谈话。
（编者按：下引《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0—371页，参见本书第一篇。此处从略。）
诚然，在“极左”政治猖獗的那个年代发生了不少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件。至今，在不少人那里，一些冒出来的比较奇特的“孤证”和传闻只要暗合了其过去的猜想抑或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判，就常常很少存疑。吴小龙先生在《平静的回忆和回忆的平静——读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文（《博览群书》2002年第7期）中感慨地说：“他（引者注：指周海婴）在书里引述了自己父亲极有先见的话：‘我在这里，被抬得极高，苦极。’——鲁迅在这种‘苦极’和别的‘苦极’中及时地离开了世界，至少躲过了又一层‘苦极’：那是把他抬得极高的另一位伟人在1957年对他可能的命运做出的严峻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还担心，有人会据此对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思考，得出结论说：曾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鲁迅先生，在毛泽东时代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依然要难逃大劫，遭受牢狱之灾（除非他“识大体”，保持缄默），那么，那些在毛泽东眼里地位要低得多甚至不屑一顾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不是不可能的。听说，已经有人借此写文慨叹：“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其实，海婴先生“披露”的“史实”是值得商榷的。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大概知道，在毛泽东看来，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后，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知识界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阵地，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1957年3月下旬，毛泽东抵达上海，当时尚看不出他要大动干戈，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的架势，而只有整风的准备。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并不害怕，他们真正产生恐慌是两个月以后的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是5月1日见报的。此后中央为了整风，到5月10日前，先后开过七次会议，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党整风，每次开会的翌日，《人民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指出：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公布之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都开始整风。一些人以这些民主人士的发言为范本，一些人得到这些发言的启发，在自己所在单位的整风会上慷慨陈词……就在这七次座谈会上，一些最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出场，一些后来遭到集中批判的右派言论，例如说党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绩是不是主要的，等等，也已经或显或隐地提出来了。所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感到要“反右”的。
但人们也不应该把从要求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到“反右”的这一转变，单纯看成是毛泽东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据朱正先生考证，在1957年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论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第1版，第409页）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接“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时被鼓动起来热烈“争鸣”的知识分子们终于开始明白整风的深层意蕴之所在。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强调“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做了著名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因为这时是“反右”高潮，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措辞强烈，咄咄逼人，火药味十足。毛泽东在４个月前到上海的一段时间里，多次谈到过鲁迅，而７月到上海那一段时间里的讲话，主要是“反右”，没有提到鲁迅。
据考证，1957年前后，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比较多地谈及鲁迅的时期，他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情有独钟，他这一时期的讲话中主要提这篇小说，而他谈得最多的是鲁迅的杂文。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三十三个题目”。“文革”时期社会上传说，毛泽东认为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大概这篇讲话是个缘起。应该说，对鲁迅的这一评价并不高。故而，有人猜测毛泽东对鲁迅是否有其他看法，当不足为怪。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谈到鲁迅时又说：
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