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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著的前言里，他以生动感人的形式概括了当民主原则开始主宰社会时这些社会的特点。这幅图画是坚定稳健的手勾画的，毫无夸张，毫无省略，画图的精确性与着色的真实性融为一体，可见这位画家充满才华，保持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改变体系、方式或思想。无论是20年的沧桑经历，还是致力于著作而进行研究与思考的4年，都没有使他的信念改变。感谢他，他的信念始终不渝。”
我们可以在上述一席话之外再引证托克维尔的另一位朋友让－雅克·昂佩尔：“今天，德·托克维尔先生在议会和宦海浮沉之后，他的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他的原则也具有了他特有的权威性，他得以利用目前形势给他的闲暇来思考比美国的民主更广阔的事件，思考法国大革命。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产生。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试图重新发现与重建法国旧社会的真实状况，这在以前从未有人问津。这是一部真正博学的著作，取自原始资料，依据好几个省的手抄档案：置于卷末的注释旁征博引，足以为证。归功于他个人的这项工作固然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但是在这位有魄力着手此项工作并把它继续下去的人的思想里，这只是达到对法国大革命作历史解释、理解这场大革命并使它被人们理解的手段而已……”
我们从昂佩尔殊为详尽的分析中，只记下这些话：“从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我们非常惊奇地看到，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成果甚或大革命战利品的一切，在何等程度上在旧制度下便已存在：行政的中央集权制、管理监督、行政风尚、针对公民的官吏保障、职位繁多和酷爱职位、征兵本身、巴黎的优势地位、财产过分分割，所有这些在1789年之前都已存在。从那时起，真正的地方生活没有了；贵族只剩下头衔与特权，对周围事务不再起任何影响，御前会议、总督或总督代理主宰了一切：我们倒不如说参政院、省长和专区区长主宰一切。市镇要翻修本堂神甫住宅或修建钟楼，得花足足一年时间来获取中央政府的批准。这种情况为世所仅见。如果领主不再能有作为，除非在为数不多的三级会议省，市政府也无用武之地，在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精彩的附录专门对此加以论述。自从路易十四把市政府纳入营业所，亦即标价出售官爵，真正的城市代议制到处均已绝迹：这是一场没有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赚钱而完成的伟大革命，德·托克维尔先生说得对，这事为历史所不齿。中世纪的英雄市镇移到美国，变为美国的‘乡镇’（township），实行自理自治，而在法国却不理不治。官吏为所欲为，为使他们成为更得心应手的专制政府，国家精心保护他们，对付受他们损害者的力量。读到这些事实，人们就会思忖大革命改变了什么，大革命为什么发生。但是其他几章出色地解释了它为什么发生，它如何转变成这样……”
关于托克维尔著作的风格，杰出的比较文学历史家这样表示：“我简直不敢在如此严肃的著作中评价纯文学的素质；可是我不能不说这位作家的风格高人一筹。这种风格更雄浑同时也更柔和。在他的作品中，严肃并不排斥精巧，在进行高深的思考的同时，读者会遇到描述性的奇闻轶事或化义愤为讥讽的辛辣笔触。内心的火焰在这些如此新颖、如此智慧的理性的篇章始终燃烧，慷慨灵魂的激情永远使这些篇章生气蓬勃；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真诚而无虚幻，恳切而无狂暴，它使人为作者感到荣耀，同时唤起同情与尊敬。”（J．－J．昂佩尔，前引书）
甚至那个时代的私人通信中，也可看到托克维尔著作的反响。因此，居维利埃—弗勒里致函奥马尔公爵道：“你是否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觉得，这部著作博大精深，一些部分具有真正才华（孟德斯鸠式的才华）；不过该书结论有点含混，尽管充满对专制暴政最意味深长的憎恶，但像在指责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缺乏真正同情。无论如何，书中得出的结论——不管作者本人见解怎样——都是说法国革命是由最合情理的原因引发的，上层阶级的性情使它必然发生，不可抑制的人民的性情则使这场革命愤怒与理性并重。对我来说，这已足矣。从文学观点看，这部著作的过错在于作者竟以创始人的口气揭示众所周知并早就被人阐述过的真理，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所著《法国大革命原因史》出色的第一卷尤其阐述了若干真理。……”
奥马尔公爵回信写道：“……我想和你谈谈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我刚刚读完。我以最大兴趣读它，对它也最为重视，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见解，也没有把他提出的一切都视为新说。读后留下的印象可概括如下：
“德·托克维尔先生充分证明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唯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除流弊，解放人民，正如作者所说，解放农民。他宽恕法国大革命曾创造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许多专制工具：所有这些在大革命以前即已存在；他宽恕曾摧毁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大革命以前它们便已消失。但是，他指责大革命直至此时为止，尚不能创设任何制衡力量，当时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性，这种制衡力量的地位在旧君主制下早已标明。他指责大革命恢复了旧制度的全套政府机器，并建立起这样一种局面，乃至过了60年，我们第二次——上帝知道要多长时间——被投到专制制度下，它比旧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为全面。
“这部著作的不足是没有作出结论；这是有几分使人失望，没有把好的东西充分烘托出来，也没有指出诊治弊病的良方。向人民讲真理是好事，但不要用沮丧的口气，尤其不该摆出一种神态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说她不配享受自由：这使压迫者、奴隶和利己主义者感到痛快。“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好书，我赞赏它，我认为其内容与形式也值得人们称赞。因为正如你所说，人们在这里切实感受到了专制暴政的可怖，而这正是敌人之所在。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但是人们不可以以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不会再建起专制暴政或无政府状态：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奥马尔公爵与居维利埃—弗勒里通信集》，4卷本，巴黎，1910—1914年，第2卷，333及随后几页）
既然《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英文著作，我们就应提一提它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我们已经谈过了亨利·里夫；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英国杂志《爱丁堡评论》的总编，加以《泰晤士报》主笔的身份，他对此书的热情见解便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的朋友G．W．格雷格在这家像今天一样给舆论定基调的大报上发表了两篇分析文章，让我们引证一下这文章的话：“因为形势变幻莫测，冒险作预言是难得谨慎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德·托克维尔先生的光荣将与日俱增，后人还将扩大他同时代人的评价……”格雷格接着对这部著作作了长篇分析；这长篇分析终有一天要辑入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研究文集。在这篇深入的研究论文末尾，格雷格写道：“我们相信已向我们的读者指出，德·托克维尔先生写了一部极端重要的著作，一部几乎整个充满鲜为人知的史实的著作，从这些史实产生了堪称为发现而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发现的各种史学观点。然而，这本书还只是他允诺我们的著作的一部分，他将倾注他的全部研究成果，因为目前这卷和以前论述美国的各卷只不过是，如果我们理解得对，同一作品——他一生的文学作品——分散的一部分，旨在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社会的前途进行评价。”
托克维尔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和杰出学者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勋爵感谢他寄来《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在1856年7月30日的信中给他写道：“这是我平生读过的使我精神得到满足的唯一著作，因为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与特点提出了既真实又合理的观点。……”我们还能举出托克维尔著作在英国受欢迎的例子，但就此打住。
现在来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后来几代人发挥影响的例证。（在其出色的小书《法国大革命150周年史学史概述》，巴黎，1939年，24页，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然而必须提到一部重要著作，托克维尔的著作……1856年，托克维尔发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将起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以后再谈论它。”现在，我想谈的正是这种影响。）
在给《论美国的民主》所加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89页）中我们已经指出，制定1875年宪法的那一代人深为托克维尔、布罗伊和普雷沃－帕拉多尔的著作所浸透。布罗伊公爵的著作《法国政府之我见》（巴黎，1870年）恢复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气氛，就像许多参考注释所表明的那样。
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页。）泰纳在书中写道：“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第二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