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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决定价格成本的节约将遇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
升的反作用。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与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厂商对市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两个市场就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在这样的世界里，认为要素市场和产品
市场是两个共存的实体，十分荒谬。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离的前奏。然而，在某些安排中，譬如，使用某种计件工资，一种市场与另一种市场的分离，也许成为不可能。因此，把厂商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或把要素市场看作是对产品市场的替代，不
如更正确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契约形式对另一种类型的替代而作出的组织选择。在这些情况下，组织安排的选择实际上是契约安排的选择。
当把组织选择看作是契约选择的时候，要画一条清楚的线把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区别开来，常常是不可能的。例如拿厂商来说，持有就业契约的企业家（到底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并不清楚），可能与其他厂商签订
契约；订约者可以再订约；再订约者可以进一步再订约；一个工人可以与几个“雇主”或“厂商’签订契约。如果这种契约链允许扩展，这个“厂商’可能囊括整个经济。以这种观点来看，厂商的规模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契
约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的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分析局限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在这种传统中，契约安排作为一类现象一直受到轻视。在一个由交易成本复杂化了的世界里，这种忽略不仅使无数有趣的现象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模糊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解。
在传统分析中，组织或制度经济学或各种经济体制的运行，从来没有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几代学生都被告知，各种“不完全性”，导致了一些似乎是神秘莫测的现象：政策被“误导了”，或反垄断专家们攻错了目标。
引进新的和更正确的思想其代价一定很大。甚至在今天，教科书还只是通过固定工资和租金支付来讨论边际生产率理论。可是经济学家一直知道，（仅就劳动而言）工资支付可以有计件工资、奖金、小费、佣金或各种分享安排等多种
外围形式，甚至工资率就可以有好几种。每种契约都意味着不同的监督成本、测定成本和谈判成本。而且，每当选择了不同的契约安排时，随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经济组织的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契约安排的选择当然不局限于要素市场。在产品市场里，像搭卖、全面抬价、或俱乐部的会员费这样的定价安排，也同样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而且企业组织合并、特许权利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经济组织，现在也开始被看作是交易成
本现象了。的确，对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心代理商与单个售卖者之间、以及售卖者自己之间的定价和契约安排，这些都是教科书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
交易成本通常很难测量，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也难以把一种交易成本与另一种交易成本分开。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指出这些成本是怎样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中变化的，就可以避开测量问题，而且如果以边际的变化来看，它们的不同类
型也就可以分开了。这两个条件在解释组织行为中，对推导包含于其中可以检验的东西，是必要的。
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优于其他三种方法。一种方法主要研究刺激。然而，在理论上，刺激是观测不到的，如果我们用实施成本来研究这个问题，就能更好地得到可验证的命题。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风险。但是很难确定风
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是交易成本问题，直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更容易处理。最后，交易成本分析中，一些最近的进展，要求把注意大放到体现在不诚实、欺骗、逃避责任和机
会主义行为里的成本上。可是这些都是不明确的术语，不论它们描过的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发现的。就我们能够确定的鼓励不诚实特殊交易成本的程度而言，这种模糊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了。最终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越来越不诚实”或“越来越是机会主义的”？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可以从几个参与者扩展到“政府”或甚至国家本身。在较低层次上，共管单位的所有者们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细则的统治形式，他们选举委员会来实施共同关心的事物，决策由多数票决定。投票
选举的交易成本比一定条件下的利用价格和美元的选举的交易成本小，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授权给一个“独裁的”经理，从而进一步削减投票成本。同样，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合并为一个城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建立制定
法规的委员会，雇佣消防人员和警察，并决定其他公共事宜。
私人产权具有一种独有的优点，允许个人财产的所有制可以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采用具有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有力制约。确实，由多数票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可能会丧失不参加一个城市社团的选择
（不像一个工人，在自由企业经济里，总是可以选择不加入一个“厂商”）。但在具有私人产权的社会中，多数票原则的目的，在于削减交易成本。不愿意的居民通过行使他自己的判断力，可以卖掉他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一个想征募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参加他的组织的企业家或代理商，在竞争下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只有他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这一点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冒着失去
他的工作的风险，资源所有者为了在竞争中加入组织，会更尽力把业务经营得更好。
当一个组织扩展到包括整个国家时，不参加组织的选择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会受到限制。如果国籍由出生所决定，则不加入该国籍的选择就受到限制，国家之间吸收成员的竞争，肯定要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这种成本削
减机制的缺乏在共产主义国家更为显著。在那里，公民没有在国家内部选择组织的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同志们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国家极其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
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
乱的替代。
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要比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高，因为前者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没有组织间吸收成员的竞争和引导成员好好工作的竞争。
如果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为零，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就会和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一样：消费者的偏好可以不花成本地表现出来；拍卖商和监督者可以免费提供所有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服务；工人和其他生产要素可以没有
成本地被指挥着按照消费者的偏好进行最佳的生产；每个消费者都能得到符合自己偏好的商品和服务；每个工人得到的总收入，按照任何一些无需成本、大家同意的标准，无需成本地由公断人决定并等于他的边际生产率加上除劳动以外的
一切其他资源的租金的份额。然而这样一种理想的情形显然还不存在。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实绩，根源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高。在约束最大化的假定下，共产主义国家生存的原因与任何“低效率”组织生存的原因一样：即，改变组织（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以致不可能
改变。这种成本包括得到有关其他制度运行信息的成本，使用劝告或强制的力量改变特权集团的地位的成本。这些特权集团的收入，在别的经济组织形式中，也许要比在现行的制度中要低。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
作者：张五常
1999。12。16
（四之一）
还有十多天我们就踏进千禧的最后日子。好些刊物、传媒找我访问，要看一下我根本没有的水晶球怎样说。我不胜其烦，就决定下笔写一些自己对千年回顾的感受。
千禧之庆究竟是今年末还是明年末，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为此作了考查，得到的答案是今年末，因为耶稣诞生是从零开始的。是的，再过十多天，我们就踏进二十一世纪。
拿起笔，想到毛润之的词，我就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惊回首，感慨话千年！》这个名目。老毛可不简单。我只借用他三个字，文采就溢于纸上。
作为炎黄子孙，我要写的回顾当然是从神州大地那方面看。没有读书三十年，而手头又没有历史书籍，要“话千年”不容易。可幸三十多年前我读书博而杂，为了过瘾古今中外无所不涉，且过目不忘（其实细节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