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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文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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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

  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

  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幺,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

  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

  我有什幺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幺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

  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

  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采,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

  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幺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糊里糊涂的。 

懂深不懂浅的学问
  作者:张五常

  1999。11。12

  不久前发表了两篇关于学术的文章——《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及《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获得颇大的反响。不幸的是,大声拍掌的都是学术界外的专业人士,学术界内的半点反应也没有。

  最近收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位研究生的信,说他(显然是在网上)读到我的《价格》一文,一方面同意我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同意我主张以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位同学认为简单的理论不切实际,脱离了现实。他说真实的

  复杂世界,是要以复杂的理论才能解释的。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所学的是哪一个新学派。我这一辈的理念是,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别的学术不说也罢,但就经济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实现象能成功地被一个复杂理论解释过。成功解释所用的理

  论永远都是那幺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现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组合。要把整个现象解释,可用几个不同的简单理论,逐部分击破。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活学活用,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上述的两招基本经济原理,香港念经济的中学生都学过,只是功力尚浅,不知道这两招可以用得威力无穷。我曾说过真正的理解,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

  第一招,自私的假设,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皆毫无例外地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利益。这当然包括那所谓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了。这函数可以用得很深,但都派不上用场。重要的“用场”是局限条件在真实世界中

  的变化。数之不尽的变化要怎样分类、量度、处理,是困难的工程。高手与低手之分,往往在于局限条件的处理手法;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二招,需求定律,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其需求曲线皆毫无例外地向右下倾斜。那是说,若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必定增加。这个只一句话就说完的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我今年在港大教一小组学生要教十二个星期。单

  论什幺是“量”,我说了两个小时,只能表达一点皮毛而已。

  需求定律不仅包括需求函数(Demand Function),也包括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认为这二者是两回事的经济学者,是读坏了书,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

  (这里顺便一提: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一位教授坚持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指出好些课本说有时是向左下倾斜的。我说若二者皆可,经济解释就不可能错,所以就不可能有经济解释。说来说去那教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

  科学的假说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错。)

  在解释世界的经验中,我从来没有用过上述以外的两个招式。我所认识的,比我年长的经济学大师,有时喜欢过一下数学方程式的瘾,花巧地表演一下。但若与他们坐下来,问他们有什幺在这两招之外的新意,他们是答不出来的。

  去年在一篇关于交易费用的文章的结论中,我就提到经济学的整体其实只有这两招。佛利民、赫舒拉发及巴赛尔三位高人读该文后,一致认为我这结论重要。

  我在《价格》一文内,提到经济学在走下坡,认为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不懂价格理论。但想深一层,这些年青学者不是不懂,而是懂深不懂浅。他们可能认为高深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却忽略了懂深不懂浅不算是真的懂的哲理。

  为什幺一门精采的学问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一个解释是故扮高深,没有人明白就算是有学问,可以说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今天,这个解释对某些青年学者可能适用,但似乎不是多数。他们大多数不可能不知道,高深莫测的文章可

  以有学报发表,但不会有持久地被人重视的市场。

  另一个较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失却了兴趣。他们但求有文章发表,也要表演一下本领,所以就把一门科学作为一项类似下象棋的玩意,越深越有斤两。高低于是以深浅来衡量,以复杂胜简单。于是大家一

  齐向深处钻,过不多时,浅的因为无人问津而变得大家都不明白。

  愚见以为,懂深不懂浅的学问,走火入魔也。 

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
  作者:张五常

  1999。10。13

  现在这里提出十个建议,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过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难,问题就是北京当局有没有胆那样做。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它们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中国要办真正的中央银行,主要任务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国,单是控制钞票发行量就足够。每年人民币钞票发行量的升幅,规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

  什么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动,不借钱给其他银行——不要学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那样复杂。若通缩依旧,就增加钞票的发行量;若通胀复苏,就减少。人民币钞票是中国目前的唯一“银根”,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要

  记,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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