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土地的特质上划分，产权就不明确，执政的人若说土地的权利属谁，则没有人可以提出明确的理由反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小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而大部分则是来自亨利·佐治（H。George）的《进步与贫穷》。佐治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他的文章却极有煽动力。他认为土地是不劳而获的资产，而且不断大幅度升值是必然的，因此
政府的所有税收应该从土地征取。但佐治这个人倒很幽默，他在生时不遗余力地到处演说叫人买地，肯定这是万无一失的发达途径；他自己死前却不名一文，连半点土地也没有。
说佐治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是我个人之见。而我所获得的主要证据不是来自他的名著，而是他与马歇尔（A。Marshall）的一次令人捧腹的辩论（该辩论十分精彩，全部记录可见1969年4月的《法律与经济学报》。）
马歇尔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佐治到剑桥演说后，马歇尔就向他发问：在市场的竞争下，投资土地所获得的利润，怎可以长久地高过其他任何投资的利润？未成名的大宗师所问，确是不凡！佐治乱答一通，不知所云；马歇尔再三重复问
题，但他所得的回应，仍旧是乱答一通。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在市场的竞争下，土地投资的利润率，应与其他投资的利润率或贷款的率相符。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实证的资料是再明显不过的。投资是要有收获的。在市场竞争下，任何投资的预期收获是会等于资本或
财富的利率收益。适时或错误的决策，或在预期外的世事变动等等所引起的幸或不幸，当然会导致利率较高或较低的收入。但我们不能把意想不到的收入或损失视为公平或不公平的得失，而左右市场的运作。
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眼光独到，比一般人获得较高的利润，但这是“眼光”资产的收入，对社会有贡献，不能抹杀，其发达与任何对社会有贡献而发达的投资异曲同工。
香港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地产商就是一个例子。对土地的运用，他们看到人所不能看到的“可能性”，或较为准确地“预见”了地产市场的动向；因此，他们的投资所得当然会比其他地产商更胜一筹了。但他们多赚钱的效果，却是将土
地的使用带到了较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途径上。换言之，他们原先是为自己的利润而非为社会的利益下注，但社会却间接得益了。
这与设厂生产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殊途同归的。投资土地可以赚钱，也可以亏本。破产的地产商何地无之？但让土地自由买卖，让地产商获利丰厚或倾家荡产，土地的使用就会转移到最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那方面去了。
当然，市场的指引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由于向土地投资的“私人”，都为了切身的利益而运用自己的所知的信息，其判断一定会比信息不足而无利（或无贪污之利）可图的政府官员的判断来得准确。别的政府不谈，单是香港政府对
“非私产”的土地使用的浪费，其本身的官员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比起其他我所知的政府，香港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些人认为土地的供应固定不变，既不可增，又不可减，所以土地与其他资产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浅见。香港政府的移山填海，一举两得，增加了土地的供应姑且不谈，其他认为土地是“固定”谬论还多的是。例如，毫无价值
的荒土地占了土地的大部分；荒地若被开发，供应不是增加了吗？种菜的地转而用作建筑，菜地的供应减少，建筑地的供应增加，何固定之有？也有些人认为土地是一种天然资源，在未有人类以前早已经存在，所以不应作为私产。
这样的谬论流传至今，可算奇迹。我在书桌前游目四顾了许久，却找不到有哪一样物品不是由“天然资源”而“变”出来的。说这些物品是经过人的思考和劳动制成，因此与土地不同，也不成理由。可用的土地（例如中国的所谓“五
通一平”），又何尝不是经过人的思考与劳力“制造”的。或说土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也又价值，但在概念上这与天生的天才或美人的价值又有什么分别呢。
至于那些认为外籍人士或外国机构不应占有“国土”的言论，却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困难的不是卖地给外籍人士，而是要外籍人士有信心投资购置。任何政府都有权禁止非本国籍的人士入境，或驱逐外籍人士出境。国家有这个权
力，要担心的倒是，一不小心，把投资的外籍人士吓跑了。
中国财政困难的两类起因在大致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可以分两类：一是人为的，一是基本的。我说的人为的财政困难，是指政府的那些浪费的支出或投资，尤其是那楼要高、路要宽、科技要新而不计利害成本的好大喜功的意向。
这是“现代化”的误导，是不懂得量入为出、不按照经济原则投资的结果。
关于浪费的支出，除了政府本身大澈大悟，极力节约调整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补救。即使政府有更大的收入也无补于事；政府不能节约，可支出的钱越来越多，浪费也就越大。这些浪费可以避免，而政府是不应该设法增加收入来解
决这人为的财政困难。
中国的基本财政困难是另一回事。这基本的困难是有两个因素的。第一，军人、干部以及国家职工的薪金与福利的开支，庞大之极，而大致上他们的生产贡献是低于供应他们的开支。军人是“养兵干日，用在一时”。但干部在中国实
在为数太多，需要逐步减少；而国家职工则应逐渐转为自由择业的员工。
换言之，从较为长远的观点看，干部与国家职工对社会的生产及服务员献，是不应低过社会用于他们身上的耗费。因此，减少干部及改革目前已开始崩溃的国家职工制，是长远之计。但在改革的过渡期间，他们给政府带来的“额外”
负担，是无可避免的。
第二个因素是基本建设。水、电、马路、化厂等基本建设，是费用先行，收益在后——而且往往在投资的很久以后。在目前的中国，这些建设不能多靠外资，也不容易傻美国那样，由本国的发展商投资经营。中国政府本身要付出基本
建设的大部份费用，而要过相当时日才有收益可言——这是财政困难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让我说得概括一些吧。我所抬的基本财政困难，目前是避不了的，节约也无补于事。不过，这困难只是过渡件——如果中国的制度改革真的能继续的话。如果干部减少了，国家职工变为自由劳工或成为专业人士，他们就再也不会是政
府的负担；从他们那所得的直接、间接的收益或税收是会有盈余的。假若中国在工、商、农业上都有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基本建设给这些行业所带来的利益，就会高过基本建设的成本；税收也因而会有盈余。这二者的盈余就大可以“养兵
千日”了。
问题是简单而重要的。中国若不继续将制度改革，或走回头路，则甚么也不用说了；财政困难自然也解决不了。中国若继续改进，她是不会有长远的财政困难的。但在过渡期间，基本的财政困难是无可避免的。其解决的办法是否适
当，对中国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
很不幸，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办法，对改革大有障碍，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抛砖引玉与急功近利》一文内，我曾指出中国目前不仅是税项繁多，不仅是其他征收的花样不胜枚举，而且政府当局又采取管制的办法，在外贸和本
来就比较容易垄断的工商业那方面，增加了国家的垄断实权。这样做，就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低的国民收入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而财政收入的不足，却又导致更繁更多的徽收及政府的垄断。
卖地一举三得
中国不以滥印钞票的办法，即不以榨取人民所得的通胀办法，来帮助解决财政的困难，是值得赞赏的。然而，要解决过渡性的财政困难，钱从何处来？向外大量借贷，既不容易，也不化算；向内大幅度征收则对经济发展大有损害；而
以外汇管制的办法来搞“创汇”更是不智。其实，油价大幅度下降，减少外汇的收入，但却大有好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若再进一步，就一定要输入石油，油价当然是越低越有利的了。
可靠而又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土地以长久的年期“租”出或卖出。无论将土地卖给外商或本国的人士，都各有各的好处，而这项收入是足以应付改革过渡期间的财政困难。只要办得好，这办法有利无害。
卖地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帮补支出；另外一方面，有这项财政收入，可以减低税收及简化具刖复杂的左抽右抽的制度。这对生产及投资的意向是大有帮助的。更重要的，就是卖地而又容许土地自由买卖，本身是制度改进的重要的一部
份。土地变为私产（或用其他名称），产权的拥有者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将土地的使用获致私人认为最高的收益。无论是外资或内资买地，地是在中国，这些私人收益的增长大致上都是中国社会的收益增长。
目前的徽收、垄断、汇管的办法，与卖地的办法比较，有天渊之别。前者阻碍经济发展，促成恶性循环，后者刚好相反。我不是说中国应取消税制。税是要抽的。但税率要低，税制要简化。至于政府的垄断及汇管，则应该彻底取消
的。
外资与内资的分别
投资是意味着：放弃今天的享受而争取明天更好的享受。买地是一项投资。但外资与内资的买地，有几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内资买地是放弃今天、争取明天；外资的买地，从中国的角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