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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J。M。布坎南著
第四章 经由契约的可转让性：市场相互依赖的出现
前面，我假定的原初情境是：存在许多自足的家园，它们处于特定的地域，存在对人身和土地的私人财产权，这财产权受到有效法律制度的保护和实施。现在，我要放弃“自足生产有理想效率”的假定。现在，我假定，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如果投入是专业化的，就会有更多的产出。单个经济单位的需求，是无法实现这种利润的增长的。再者，我假定，这种联系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
在这种情境里，要想获得最大独立（自足使其可能），意味着要承受一项机会成本。要想依然保持自足经济中的孤立，个人或家庭单位必须放弃可经由随交换而生的专业化生产所获的“更多”的物品。自足意味着效用的损失，这效用损失是可由经济价值的亏损来衡量的。然而，反过来，个人或家庭单位也必须承认，要想得到专业化和交换本身的结果的更多价值，也意味着可由独立的丧失来衡量的效用损失。
如果专业化的优势是存在的，那么，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将意味着；这些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开发。亚当·斯密希望人们注意人物物交换和易货交换的自然偏好，以此作为对交换之起源的解释。但是，现代经济学家们无需引入此种特殊偏好，他们可在经济人的理性计算中，找到专业化和交换的起源。不过，效用最大化的准则，不能说明，此种专业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因为在个人的效用函数中；独立也是正值的自变量。理性选择的规则，仅仅指示，由经济自足代表的解决方案，并未描绘出假定情境里的行为。但是，个人或家庭经济单位可在不同的程度上进入生产——交换关系，这种程度也是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频谱：个人接受的相互依赖，可是最大的，也可是最小的。
如果采取分析的路径，有益的做法是，按照阶段的顺序，逐步推进这种分析。为阐述简便起见，在这里，我假定，自足的单位在N种独立活动间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这些活动是依据最终消费的成品来界定的，如种植谷物、收集燃料、打猎、鞣革、建造棚屋等。为了说明的简易，我假定，分配给诸种独立活动的工作时间是相等的。这地域的独立经济单位的成员，都受到财产法的保护，经过交谈后，他们认识到，在生产中存在着利润的增长，于是，他们第一次开始迈向市场的相互依赖。比如说，某个单位在某项活动中的利润开始攀升。对于N种物品的一种，它有了剩余，且该剩余远超过了它先前消耗的总量。比如说，单位Ｆ1选择对活动X1做最小专业化生产，把2／N或两倍于2／N的工作时间专门用于X1。这样，它就生产了三个单位的产品，而在自足的制度安排下，他仅能生产出一个单位的产品。在这最小专业化阶段，经济单位，很可能，会继续为满足自身消费，生产所有的N种物品；专门用于生产X1的额外时间，有时，可能会被用以生产全部的其他物品。
因提高利润之开发行为生出的某种物品的剩余部分，将被带到“市场”上，剩余物品的所有人期望，别的经济单位也相应地把其他物品的剩余部分带到市场上，以便于促进互利的贸易。他们期待的有利结果是，与自足条件下达到的标准相比，个人或家庭单位都能不用更多劳作，就达到更高的消费标准，这种标准是按照每种物品的更多数量来衡量的。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描述市场出现的猜想的历史。细究中世纪的集市和市场时代的资料，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想考察，对交换关系的最小进入给财产权带来的影响。我将假定，法律制度的内容也得到扩展，它包括了个人间自愿契约的实施，和对交换中的欺诈行为的有效禁止。
经济单位专门期待，用超出自用的剩余物品，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就此而言，这单位必然受制于“市场的盲目力量”，或受制于其他人的选择结果，而对这其他人，该单位并不可以对它们作直接的控制。与自足情境（在这里，孤立的单位只遵循自然秩序之力、依赖自己的选择）相比，现在，必然存在对其他经济单位之行为的依赖。这其他人的行为，并不在财产法和契约法之内，不受主权者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境里，进入专业化——交换关系，仍然是自愿的；个人或者家庭单位进入“市场”，只是为了追求最终消费品的预期的更高价值。自主的自足存在，即自己生产所有物品，仍然是可后退的背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进入专业化一交换关系增加了对其他人的依赖，但自由并没有任何损失，尤其是当自由被严格消极地界定为他人强制之缺席时。在此情境里，进入交换经济的前景，似乎是选择范围的扩展。
然而，在选择范围的扩展部分，个人的地位仅是预期的，它们必然是不确定的。在选择进入市场关系时，个人不能像在自足条件下的内在经济界限内所做的那样，在变量已界定了的菜单中选择。个人或家庭不能单方面地选择；剩余物品之交换发生的条件，因为这一点，他们也就不能确定地选择由专业化带来的最终增加的价值。
正如我的讨论所表明的，在自足的条件下（如果必要）存在且生存下来的地域固定的单位，并不会丧失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能从对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有限进入中，看到收益的希望。我怀疑，这个模型仍然是经济学家们想象的基础，它直接导致对“从交换中获取的利益”和利益相互性的强调。或许；在对财产权制度的看法上，就强调土地的重要意义而言，这个模型也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当我们由此模型出发，自足对个人或家庭单位来讲，不再是可行的选择，那么，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就必须依不同的视角得到考察。
《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J。M。布坎南著
第五章 交换中的市场依赖、剥削和正义
正如第四章提到的，专业化的优势产生了剩余物品，进入剩余物品的交换关系的个人，是自愿这样做的，其目的是增强对任何希望得到的最终物品的支配，即使这个人充分认识到，这么做会牺牲或损失自己的独立。这就是说，进入交换关系，必然导致对他人行为的依赖。即便不存在强制，个人的福利仍将因他人的行为而改变。受到影响的人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多变的。因此，他人的行为至少在批评范围之内，即使不在控制和操纵范围之内。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感兴趣”，因为这行为经市场关系影响到了他的功利，而且这里的兴趣与他对（比如说天气）最终自然力的兴趣不同。单个交换参与者的这种态度，即使在找不到任何可被认定为施加了此种市场力的“他人”的情形下，也在发挥作用。但是，任何卖者都必然与单独的买者交换物品，反之亦然，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能使参与者把市场力归到他人头上，即使这种力量可能很小，或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我们就不会奇怪，几乎从分析一开始的时候，交换的条件就已被区分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这种分类暗含的意思是，一些参与者，即使在完全自愿的交换之中，也可能被他人剥削。似乎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使剥削成为可能：粗略地讲，这种剥削就是，对交换可能产生的收益的某种不平等或不平衡的分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从自足经济到相互依赖的交换的最初转化。比如说，一个农民生产了多余的鸡蛋余，他希望用这多余部分交换一些土豆，因为他把资源集中在鸡蛋的生产上了，所以自己的土豆产量减少了。交换的条件取决于，在相关的市场上，鸡蛋和土豆之生产都有剩余的其他人的数量，和这些剩余的相对规模。如果这位农民偶然发现，有剩余鸡蛋的交换者有很多，而有剩余的土豆的交换者只有一人，那么，交换的条件就非常不利。他肯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或者说，受到了垄断者的剥削。
在进入市场交换之前，个人当然会认识到，此种进入可能会使自己变得脆弱，他会保留退出市场依赖的机会，放弃一些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在我的例子中，农民对他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财产权，限制了他可能因不利的交换条件而受到的剥削。如果在他控制下的所有资源，都投到鸡蛋生产上了，那么，在上述的市场环境中，这位农民会发现，他在市场依赖中的处境，比他本来在完全自足的处境，要差得多。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糟糕的情形，这位农民可能会把他的一部分资源用来自己生产土豆或某种合适的替代品。然而，为了采取这些措施，个人就必须保留对生产资料的处分权的私人控制权。他必须能“自由地”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使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私人财产所有权，容许专业化和交换，从而容许人们获得有效收益，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也为人们提供了某种保护和绝缘手段，以使个人免遭市场“盲目力量”的伤害，不管这些“盲目力量”最终来自何处。
我强调的私有财产权的第二个作用经常被忽略了，也许尤其是被经济学家忽略了，因为他们只关心效率；而且，这个作用也被发达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忽略了：在这里，这种退出的选择权，对大多数参与者而言，并不存在。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市场网络（包括期货市场）以及其相伴的法律——制度结构的发展，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