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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吐痰。这本是做人的起码公德，有什么值得炫耀？小学生也知道而且也
做得到，何况你是大人。但转过一条马路，突然发现人行道上一朵痰迹，我
的想法就变了。觉得他的这番自我炫耀也不无示范作用。光说他因做到了遵
守这点起码公德而自鸣得意或想出风头是不公平的。
上海比起全国各地来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文盲的比例极低；而
只要是有小学程度的人，就应当知道起码的公德。到今天还要大力宣传市民
应遵守起码的“七不”，说起来实在有些惭愧。然而事实是，真还有许多许
多的人连“七不”也做不到，实在令人泄气。
正在我写此文时，我窗外的大楼就飘坠着一只塑料袋。瞧，又一只。是
大人图方便丢出来的呢？还是不懂事的小孩？自己家里知道要收拾得干干净
净，却把举手之劳就可收拾的废物往户外掷。这种以邻为壑，以公共场所为
壑的恶劣行径难道还少见么？这类缺德事如果是孩子干的，那就是没有教
养；如果是大人，则是劣根性不改。大人不改掉劣根性，就不会对孩子言传
身教，即使教了也会因自己的坏榜样而失效。
记得鲁迅有篇杂文写到，清末一个老顽固，听说要办师范学堂，诧异地
发表高论道：师还要“范”么，那么也要办“父范学堂”了。鲁迅说：此人
以为做父亲只要生下孩子就算尽了责，如有“父范学堂”，此人该入初等一
年级。凡不守公德的人，都是前任和现任的父亲失职。
现在看来，须进“父范学堂”和“母范学堂”的人还多的是。单就市民
遵守社会公德的起码要求看，父母不能以身作则，以好榜样教育孩子，给孩
子示范的不及格者还多得很。更不谈再深一层的要求。大人守身如玉，不贪
小便宜，非义不取，孩子在父母的感召和身教中才会养成廉洁的美德；大人
诚实不欺，不苟且，嫉恶如仇，孩子才会在父母的影响下学得诚实、正派，
长大了成为合格的公民，自然会注意遵守公德，反之亦然。要教育别人，先
要端正自己，这就是教养，就是文明。
只要不是坏行为，当众表演，向人示范，哪怕是夸张一点，又何足诟病？
上面所说的街头小景，这男子看起来诚然有点矫揉造作，也许过分自我表现，
但他的示范行为没有坏处。安知此人不是因为嫉恨不守公德的现象太普遍，
才愤而示范的有心人呢？那倒是理应得到同样是有心人的人们的尊敬的。
“口中白字捎三二”
聂绀弩有一首题为《女乘务员》的七律，描写东北旅行中火车上的一位
女乘务员。这位乘务员大概是兼作在车中出售报刊和口头宣传的，诗的中间
两联道：
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
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
诗人是带着爱心写这个小姑娘的，因此她吟诗读报时捎带几个白（别）
字，诗句也仿佛带着一种溺爱孩子的心情，觉得很是有趣。本来，一个列车
乘务员，不是专职的传媒工作者，这样辛苦地分出精力来做点分外的服务，
就够值得赞赏了，因此诗的结句是“厢中乘客浴春光”。
但如果是专职的传媒从业者也“口中白字捎三二”，就不很有趣，而且
可能影响不好了。举个亲历的身边小例：一次问邻居一个中学生某家公司的
所在，那公司在他学校附近。他把路段说清楚后，说：“很好找，公司的标
识很显眼。”把“标识”的“识”字读作“认识”的“识”。我纠正他：应
该读成“志”音，两字音义相同，“标识”就是“标记”。他连连摇头，争
辩道：“收音机里都是这样读的，哪会错！”瞧，这位播音员“捎”了一个
“白字”，就产生一点小小的误导，人们认为传媒总是标准的。
前天打开电视机，正碰上某一电视台在评介一本新出版的古书，说“加
了新式标点，句读分明”云云。把“句读”的“读”念成“读书”的“读”，
不知这里“读”字应念作“逗”，两字也是音义并同。
类似的错误常常出现，以至一位喜欢冷嘲的前辈学人曾说：“哪天收音
机、电视台的主持人不读错字，不出毛病，就该给他发奖金。”言下之意，
一点不出错倒是稀罕的了。
中国的文字也确实麻烦，有四声，有一字多声，有特别场合的特别读法，
还有不少古里古怪的奇字僻字，连语言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也常常头痛，念
错。有道是“秀才不识字，念半边儿”。要求传媒从业者精通语言文字学，
是过高的要求。但一般常见常用的字词是不该出错的。普通人捎几个白（别）
字问题不大，播音员和电视主持人如经常“口中白字捎三二”，就大煞风景，
甚至会散播错误了。
专业单位似乎应该将常用的最容易误读的字词收集一下，编一点资料，
供从业者参考，尽量避免“口中白字捎三二”的现象。这事虽不大，但对提
高传播质量却不无小补。
1995 年6 月
立此存照
积压了大堆报刊，今天有空来翻捡一通，发现了一点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事，因作此文。
本文中提到的人物都姑隐其名。这并非为了怕惹事，怕招惹对方提起破
坏名誉诉讼之类。不是，倘要告我的状，则我可以拿出白纸黑字的根据来，
我是重述；要告，请告公布此事的报纸去。姑隐其名，也不是宅心仁厚，有
心放一马，不曝对象的光。我还没有修炼到那样的恕道工夫。而是因为，这
种现象，或不如说是丑态，有相当的代表性，或如文学术语所说，具有典型
意义。因此，径指某一位阿猫阿狗，倒反而把意义缩小了或封闭了。
在3 月间的华中某晚报，有如下一段小新闻：某大腕女歌星，当然是红
得发紫的，驾着一辆有特种牌号的豪华轿车，直冲中央电视台东大门。那里
门禁森严，连台长本人进去照例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女歌星自然争也没用，
被挡驾了。她愤愤地立即拿出大哥大打电话，当然是求援；却把车停在挡住
大门的位置上。警卫员当然要劳她驾，请她的车让远点，大腕歌星越发上了
火，骂骂咧咧起来。恰巧又来了另一位大腕歌星，惺惺惜惺惺，仗义来帮骂，
闹得不可开交。这时，有两位过路人，路见不平，插进来指责那两个歌星无
理取闹，劝她们话不该这么难听。歌星们于是掉转矛头，迁怒于这两位“多
管闲事”的过客，竟至动手动脚，还说他们“欺负女性”，最终由警卫人员
劝开。后文还有些精彩情节，不外乎闹呀撒泼呀之类，不赘述。
又翻5 月某日北京一日报，也有一篇署名文章隐约提到此事，没有我引
述的那家晚报详细，可见颇有人注意了这起纠纷的。
事后才知道，那两位“多管闲事”的过路人并非等闲之辈，乃是某省来
京开会的人大代表，当时全国人大正在北京召开。大腕歌星于是只得在以后
的记者采访中表示了歉意。
这回碰得巧，两位趾高气扬的大腕歌星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尽责的门
卫，又碰上了人大代表。可是天下不能处处都是中央电视台，不能处处都有
人大代表，于是只能听任这类角色张牙舞爪，满世界跋扈。
这类只会扭扭屁股，甩甩头发，离了手里的扩音筒嗓音传不出三丈远的
歌星，不知凭什么自以为如此了不起，天下应该处处任其猖獗，对她们要如
迎贵宾，不得冒犯？不知凭什么如此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动辄撒妖耍泼，
发明星脾气？偏偏滔滔天下，确有人吃这一套，此理实不可解。
上海有句形容此类人物的顺口溜，叫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
和娘”。据去年初或前年底的一期《瞭望》周刊上的记者报道，说前年长春
电影节上，有位歌星嫌接她的桑塔纳轿车不够派头，发脾气道：“这种车会
把骨头架子都颠散”，不坐，非奥迪不可。难道她是天生的特殊材料构成的
软骨头，如此容易散架么？那种小人得志，不知自己姓甚名谁的猖狂劲，真
令人齿冷。说不定此人两三年前还在捡煤渣呢？一旦暴发，就忘了自己是吃
几两干饭的了！
这类怪现象应一一立此存照。这对留心世道者有用，对未来写社会风习
史的人有用。至于它们的意义么，可以存而不论，事情的本身已把一切都说
得清清楚楚了。
1995 年8 月
乡音
我是浙江人，夫人是四川人。彼此都有个家乡情结。为了男女平等，彼
此融通一下，她就算是半个浙江人；我则算半个四川人。因此，我常称自己
为“二川人”，即半个四川之谓。早年写短文时，也偶尔以“二川”为笔名。
熟人之间也以此调笑，记得聂绀弩曾作“三句半”打我的油，诗道：
喜作三句半，自号二川人。蜀音又不准，难听。
之所以有这样的调侃，是因为那时朋友们谈笑时，常顺口作这类游戏体，
我曾有一首道：
流浪遍全国，成都最有缘。名字取好了：二川。
聂诗就本此而发。我的普通话本来就夹有江南方音，南腔北调，成都住
了几年，又撇上几句四川腔，旁人听起来就更别别扭扭了。
语言这玩艺，确是别有一窍，有些人新到一地不久，就能熟练地操当地
方言。所谓入乡随俗，把乡音说准了，才能算彻底地随俗，人际关系就十分
顺溜，因为这是道地而又切实的“共同语言”。小说人物如《水浒传》中的
浪子燕青，“善说诸路乡谈”，所以在江湖上行走很占便宜。现代学者中以
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能迅速学会诸种方言而知名，但也不仅因为他研究语言
音韵之故，别的语言学家就未必。比如章太炎先生，总是语言文字学的大师
了吧，他还著有《新方言》，但他说官话时也是满口的浙江余杭乡音，这是
见之于许多他的友人和学者的描述的。
有些方言外乡人实在难懂，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