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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在参与一个客户的中外谈判活动时，外方的一个美籍华人跟中方代表的观点不同，很较劲。中方代表就很生气地说：“嘿！哥们儿，别忘了你可也是中国人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国人重肤色、重血统，但美国人是把美国思想体现在宪法和权利法案等法律之中。美国人就是以国籍来划分的，与皮肤颜色没有关系。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的街头，你看不出谁是美国人，因为全是各种肤色和长相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在中国，有时能看到一些事情，这些事反映出一些中国人仍然用一种传统的眼光看外国人的心理。比如，有一次我们开会，一个美籍华人刚刚结束发言。主办方就问我：“刚才我们听了××美籍华人的看法，大为，你能不能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这种说法我们不太喜欢，好像这个美籍华人是假的美国人似的。
中国人经常说到“外国人”（foreigner）这个词，但英文词foreigner在美国很少用。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等等都是不同的，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外国人”来概括。不存在这么一个大的“外国人”的概念。我的外国朋友（my foreign friends），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你只会听到，“这是我的中国朋友”，“这是我的俄国朋友”等说法。这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我经常听到外国专家和外教等说法。这主要因为美国人来自世界各个地方。它是一个移民程度很高的国家。
我与中国朋友来往已经有20年了。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但在一个问题上过去的印象不好，那就是双重价钱。不管是坐飞机、火车，还是去故宫，只是因为我的长相与中国人不一样，我付的价钱就高。
袁岳（Victor Yuan）：
（笑）这表明你的地位高。这是内外有别的文化心理在经济上的体现。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好在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政策。2003年10月1日，取消了外国人住饭店的限制。不像以前，外国人只能住三星级以上的饭店，而且现在外国人也可以自由入住民居。在中国传统里还有一点，那就是只要是跟外国有关系的，从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讲就是不好的。比如，中国人讲的“出洋相”，洋就是外国，还有“受洋罪”。与“内人”相比，“外人”就不是一个好的词。现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区别对待的歧视心理已经大大减少了。1991年，我在河南工作时，走在路上会有许多人看我，现在走在郑州的任何一条街上都不会有许多人看我了。
袁岳（Victor Yuan）：
这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一个中国人批评了我的看法。这样做很好，我欢迎这种辩论。但后来他说，方大为有这种看法是不是因为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黄色的。但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是咖啡色的，跟中国人差不多。
袁岳（Victor Yuan）：
（笑）“鬼子”就有“鬼”想法，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会很自然地这样假设。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是啊！所以，我希望人们越来越多地抛弃传统上对肤色、人种区别对待的心理，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个性、能力和深层次的思想上。
袁岳（Victor Yuan）：
有个很久以前的笑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地方领导去国外考察。回来后，他说：“这次考察收获非常大，有一些重要发现，让我觉得外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去的第一个国家是越南，我觉得那根本不是外国，那里人的长相都跟中国人一样；去的第二个国家是日本，说起来，那也是个发达国家，但有点儿名不副实，因为我发现日本的钱其实不如我们的人民币值钱；惟一让我吃惊的是美国的水平，那里刚刚两岁的孩子，还没上学，就会说英语，啧啧！”
后记后记一：知己知人，知祖国知他国
后记一
知己知人，知祖国知他国
过去，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John（直译音为“琼恩”）被翻译成约翰，也不懂为什么Jesus（直译音为“杰塞士”）被中国人称作耶酥。原来早年的洋泾浜英语把J发成“叶”音，而且照着字面上有什么就对翻什么，不顾太多的发音规则。后人为着尊崇先人的缘故，就这样认讹为是了。许多30岁以上的人知道麦当劳是来自美国的快餐品牌，而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在他睁开眼的时候，麦当劳就是一家建在他家楼前不远街上的本地快餐馆。其实，这些知识上的典故或者感受差别也并不奇怪，因为解释哲学和建构主义都告诉我们，我们所遇见的事实其实都是被人们诠释过的和命名过的，而不是纯然客观的。当然，我们也有机会去重新命名或者诠释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所知的自己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的很多事实，其中很多也不过是这样一些为各色人等诠释和命名过的“事实”而已。
我们在生活中的历史印象、遗传知识，因受我们知识、见识、经验、能力和人脉交往的局限，其广度、深度和确实度都十分有限。我们不仅仅慨叹“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且我们也深感常无“自知之明”。而对于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识，其难度自然就更大。由此我们也知道，人文知识作为一种长期和无止境的诠释和命名的过程，甚至比自然科学知识更具有弹性和再思索的空间。
我曾在河北徐水县的农村听村民聊他们眼里的美国，说“美国鬼子”虽有钱、武器先进但真正打仗时候会一副“脓包样”；在美国爱荷华州我的农场主朋友道格家中，我也曾听他太太同情地谈起她对中国的认识，感到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什么都吃”，但是好像“比较穷，什么也没得吃”的地方。其实，不管我们实际上拥有多少知识，也不管这些知识是否准确，我们每个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具有一种自然的为自己所遇到的概念拼织逻辑图案的能力。
“中国”和“美国”就是这样两个日渐为两国人民更加经常和频繁地触及的概念，从新闻、课堂、旅游场所，到商场、广告、网络和大街。今天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及反思的机会，但是作为两个广阔而复杂的大国，作为在文化、体制及交流上仍然有着巨大差别的国家，这些机会并没有完全消除认知不对称、传播不充分和视角调整不及时等障碍，结果是，今天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彼此国家的认识更丰富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有歧义了。
社会学家曾用“镜中我”的说法来说明人们只能通过他人的反馈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了解其他国家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对我们认识自己的国家也许有特别的帮助。另一方面，了解“境中我”一个处在特定场景中的人的自我感受，了解“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和“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与“境外人”的印象进行比较，也可以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互相促进的作用。诠释过的世界似乎充满了主观，而使主观更具客观性的惟一途径可能是尽可能呈现更多种认识视角及更多来源的信息，这样，普通的读者就可以在更多的背景信息下交叉审视、调整或者巩固自己原有的判断、认识和思索。
我和方大为是一见如故的朋友，我们彼此都有在中美两国求学、研究、学术与非学术社会交流的经验。除了作为职业外交官，大为也是一个热心参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活动家；我除了从事专业研究，还积极保持与美国社会多个领域——投资、环境、人口、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能源、公共卫生、农业、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积极联系，与数任美国驻华大使保持交往。我们有幸接触到对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普通人、学者、政府领导人，对于海阔天空下中美两国的许多领域的问题具有广泛的兴趣和在观察方式上的共识。在这里，我强调的是观察方式的共识，而不是观点与主张的共识，因为在实质性的主观主张上，我们有许多不一致。这种主张的不一致和观察方式的一致，使得我们更感到有机会一起讨论问题的价值——不同主张丰富双方的认识，彼此认同的方式使得这种讨论以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这本书与其说是我们两个整天的对话的记录，不如说是我们彼此长期对两国事物留意观察的记录，是我们两年多零星讨论的总结，也是我们希望中美人民加强互相了解并希望自己有所贡献的具体努力。因此，我们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能在两国读者中产生积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期待读者对我们的努力给予肯定，但是我们更希望中美间有更多的来自民间社会和政府层面的推动两国人民加强了解的作为。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化观念和国际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对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现实的日常现象。最近，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过去，中国人一向视外交为职业外交官的专利，而现在，我们普通公民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外交活动中。开放的中国如同开放的美国一样，民众的公共生活里可以有越来越多层次不一的外交参与，而民意也可以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本书，也许可以看作是这种最基层的公众外交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吧！
袁岳
2004年5月1日于上海
后记后记二：尽情享受每一种经历
做每一本书都仿佛是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享受从想法的孕育，到生长、成书、上市的全部过程，如同我享受人生的各种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不管是轻松的，还是辛苦的。
这本书的过程想来挺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