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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选编《知堂书话》时写过一篇序文，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此
类，因系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成
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篇”，结果就是这本《知堂序跋》，共收文二百二
十三篇，篇数等于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苦雨斋序跋文》四倍还多，周氏一生
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周作人是很看重序跋文和自
己所写的序跋文的。他为俞平伯《燕支草》写的跋一开头就说：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
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中国的序跋也感到
兴趣。。。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
好做，。。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
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
这里讲的是为人作序，至于自己的著译呢，《看云集·自序》说道：
我向来总是自己作序的，我不曾请人家去做过，。。因为我知道序
是怎样地不好做，而且也总不能说的对或不错，即使用尽了九牛二虎之
力去写一篇小小的小序。
序既这样地不好做，但又还是喜欢做，自然不能不讲究做序之法，他接着就
说道：
做序之一法是从书名去生发，这就是赋得五言六韵法，。。这个我
想似乎不大合式。其次是来发挥书里边——或书外边的意思。书里边的
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他说，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
意思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序跋，所讲的便多是“书外边的意思”，用一句文言，也就
是“言外之意”吧。说老实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一点言外之意。舒芜先生
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没有人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最后这句
话说得特别好，真可说是深得我心。周作人最反对“就题作文，各肖口吻”。
他的序跋，实践了他自立的法度，从来不“赋得”，不“重复”。他不是“就
题”，而是“借题”，是“借题发挥”，发挥自己对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见
解。他在中国学海军，在外国学建筑，而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
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
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来
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此二百二十三篇所述者，岂止
区区数百十种著译而已哉？舒君所云“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实在有点埋没
得太久了，而这二百多篇序跋则正是打开尘封已久箱子的二百多枚钥匙。若
无此二百二十二枚钥匙，所谓不该拒绝的遗产，恐怕亦只能如老残所感叹的
“深锁嫏嬛饱蠹鱼”了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是集外文，即是不曾收入从《自己
的园地》到《知堂乙酉文编》这二十多本周氏自编文集中的文章，这一点做
得比《知堂书话》好。应该感谢新加坡郑子瑜、北京姜德明、香港黄俊东，
尤其是上海的陈子善各位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慷慨提供各种希见的旧时报纸
杂志、非卖品印刷物，以及周氏的未刊手稿，这一点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这二百二十三篇文字共分为五辑：第一辑是周氏为自己的著作（包括选
编和辑录）所写的序跋；第二辑是为自己译作所写的序跋；第三辑是为别人
著译所写的序跋；第四辑是零星题记，包括少年时的几篇记序，还有几则宣
言启事；以上四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文字，建国以后所做的
序跋，则不分著作译作，为己为人，统统编为第五辑。各辑内文章次第，主
要按写作先后，有时亦以类相从，大抵以利于检阅为原则。
《知堂书话》出版以后，听到一种“反映”，即总编辑是不应该“亲自”
编书的。可是，我一不做官，二不会对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朝
游北海暮苍梧”去参加形形色色的学会、鉴定会、讨论会、座谈会、协作会
等等没完没了的会的时间和兴趣，从十八岁学做编辑起，光阴茬苒，已经三
十七年于兹矣，俗话说，“四十不斢老婆，五十不斢行当”，到老改行，乌
乎其可？还是且编了这本《知堂序跋》再说罢。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
知堂书话原序
我一直还算喜欢读书的，然读书于我亦大不易：一是不易有闲，二是不
易到手，三是不易读懂。有时便只好找点书评书话来看看，舔眼救馋，掬水
降火，不免为三百年前的陶庵所笑了。
使我感到不满足的是，这类文字虽不算少，真正值得读和经得读的却不
算多。奉命来骂或者来捧某一种书的，为了交情或者交易来作宣传、做广告
的，自以为掌握了文昌帝君的秤砣或砝码来大声宣布权衡结果的，我都不大
想看。我所想看的，只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像朋友闲谈一样向我介
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叙述了哪些我们想要知道的或者感到兴趣的事物，
传达了哪些对人生和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客观
地谈书，或是带点主观色彩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只要自具手眼，不人云亦
云，都一样的为我所爱读。如果文章的内涵和笔墨，还足以表现出本文和原
书作者的学养和性情，那就更为佳妙了。虽然鸠摩罗什大师早已说过，嚼饭
哺人，反致哕吐，明白昭示这是一件多么不易讨好的事情，但在被哺的方面，
若得像薛蛟或刘海哥那样，一口吞下别人（？）吐出的红珠，五百年道行便
能归我所有，亦不可谓非人生难得之遭逢也。
在我所读过的书评书话中，周作人的作品我以为可算是达到了上乘的标
准。今从其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这
部《知堂书话》，以饷与我有同嗜的读者。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
但因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做一
集，作为书话的续编。所录各文，悉依原本，不加改削。惟明显的排印错误，
则就力所能及，酌予改正。如《俞理初的诙谐》一文，《秉烛后谈》印本第
四十七面第二行“悃幅无华”，“幅”当作“愊”；“癸巳存类”，“类”
当作“稿”；第五行“缺少温柔敦或澹泊宁静之趣”，“敦”字下脱“厚”
字；第九行“蔡子民先生”，“子”当作“孑”；第十一行“习苦齐笔记有
一侧云”，“齐”当作“斋”，“侧”当作“则。这些当然都已经改正了。
最有意思的是第四十八面第九行，印本作：
说文，亡从入从└非└┑之└，为有亡，亦为亡失。
“非└┑之└”五字，显然是作者对排字工人的交代，怕工人把“从
入从└”的“└。。 ”当成标点符号“└。。 ┑”的“└。。 ”；殊不知竟被工人误
认为正文，排到字里行间去了，而且连“从入从└”的“└。。 ”也排成了标
点符号。岂明老人当日拿到新出版的书，恐怕也只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苦笑
几声了罢。这句现在也改正为：
说文，亡从入从└，为有亡，亦为亡失。这才算是改正了一九四四
年北京新民印书馆“手民”的错误。
至于周作人其人和他整个的学问文章，我是没有资格来谈的，因为知道
得实在太少了，虽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过一些接触。张宗子《
后序》末节云：
昔张公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
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
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
曰：“何故？”张曰：“他读得书多。”
我所确确实实明白无误晓得的，也就只有这两点：第一，周作人“已死”；
第二，“他读得书多”。至于别的方面，还是留待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
罢！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于长沙。
序文三篇
锺叔河
增订重编本序
《知堂书话》是我八五年编的一部书，于八六年四月出版，至今已过去
十多年了。原来《书话》所收的文章，是从周氏三十几部文集中选出来的，
按集编次，既未分类，也不编年，读来不免稍嫌零乱。如《厂甸》一篇原在
《夜读抄》中，《厂甸之二》却在《苦茶随笔》中，两篇谈厂甸书市的文章
没能放在一起。又如在《苦竹杂记》中有一篇《如梦录》，在《药堂语录》
中又有一篇题目相同而内容互异的《如梦录》，按集编次就隔得更远了。同
时，只从文集中选文，周氏的大量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此类文字，都无法收
入，沧海遗珠，更是很大的遗憾。还有周氏所作的序跋文，也是别一体裁的
书话，当时没有编在一起，而是别为一集，就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的《知
堂序跋》，这也是我觉得不很妥当的。原有的《书话》和《序跋》，绝版都
已过十年，读者和友人时有询及，我也舍不得它们就此消灭。于是征得周丰
一先生同意和授权，决定增订重编一部新的《知堂书话》。
所谓新的书话，新就新在：
一、《书话》原来不收序跋，新《书话》则一体全收。二、《书话》原
来只收文集内的文字，新《书话》则将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书话和序跋全部
收入。
三、《书话》原来按集编次，新《书话》则按文章内容分为下列七辑：
1。谈书和读书
2。谈中国古书
3。谈旧小说等
4。 谈中国新书
5。 谈东洋的书
6。谈西洋的书
7。谈自己的书
四、《书话》所收的文章，原来都没有编年，新《书话》七辑则一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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