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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却要远比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小得多。为了理解日本在东亚的这种反常的地位，就想像一下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影响要比巴西或安第斯条约国家小。与中国或东盟相比，这就是日本在东亚的现实地位。这种状况是难以容忍的。
日本的问题是它必须从零开始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历史无可借助。该地区仅有的传统的前殖民政治体系停留在“中华帝国”的概念上，东亚和东南亚要向北京进贡。日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地区制度。只要还是虚弱，中国也不能如此。要塑造一个新的地区体系，日本发现它必须建立至少五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重申日本的无核国地位。可能日本领导人私下认为具有核武器的日本依然得不到信任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懂得日本获取核武器的决定将会动摇其二战以来得到的所有好处：日本将发现不仅孤立于三个邻国，而且会孤立于西方世界。这无异于一场战略噩梦。坚决地而不是勉强地重申无核政策可以强化其邻邦相信日本的意图是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继续拒绝应该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软弱。这是因为这样就缓解了邻国对日本的疑惧感。
新体系的第二个支柱是日美关系的重构。本质上看，日本不得不自问：是否允许日美关系按照现在的发展轨迹漂泊下去很自然将产生两国之间更坚强和密切的纽带，或者，是否继续现在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日本人民不断感到受到美国人的欺负，而美国人民则将日本看作是以美国为代价的一个日渐富有的“搭便车者”，这无疑将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在集中精力，增进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本充当美国对外政策的银行家，日本的对外政策接受美国的否决权，通过支付一半的费用以帮助五角大楼在日本驻军。日本人私下里通常将美国人比喻为暴躁的公牛，这头公牛需要不时加以安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改变日美关系的愿望，因此日本的决策者可能想弄清楚：为什么危险变化了？日本人必须意识到美国社会深刻的民主本质。美国政府保护日本的承诺只有在美国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事实。日本经不起重复1975年南越将军所犯的错误，当时这些越南人没有关注美国的大众舆论而接受了华盛顿表面上保卫西贡的承诺。
今天的日本必须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确信，日美安全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日本不是一个“搭便车者”；日本的无核化战略符合美国、西方和东亚的利益。毕竟，如果美国舍弃了日美双边安全协定，美国的安全规划者将产生许多新的忧虑。如果日本诉诸核武器，与苏联不同，它可能在技术方面要比美国先进，美国因此将被迫制定一个防范核国家的防御计划。日本同样也会成为美国武器出口商面临的新竞争者，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涉足这个领域。
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必须平等地加以应对。美国要公开承认在以前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方面，日本往往充当了美国政府无能的替罪羊。对于日本而言，它需要毫不含糊地说明一个强大的美国总体上符合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利益，它要和邻国一道制定经济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竞争力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样明确的宣示及其随后的具体行动可能有助于缓解美国认为日本正在削弱美国经济的激烈情绪。
在日本需要美国继续提供保护与渴望自主之间存在着表面上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产生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本质，在日美关系框架下，禁止一个经济巨人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核国家，对美关系可能就像法国或英国的对美关系一样；但由于这不是一个选项，因此美国允许日本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其他领域上，并放弃将日本视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卫星的现状。
日本的新地区体系的第三个支柱是奉行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睦邻政策。西欧最近的历史已经表明长远的敌意没有必要持续下去。在苏联威胁的共同压力下，英国、法国和德国率先走在一起，现在这些国家通过彼此之间塑造的紧密内在网络而团结起来。日本可以与其邻国一起复制这样的网络。贸易和投资正在引导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日本就应该寻求鼓励更多的文化间理解。东南亚曾经被描绘为亚洲的巴尔干。该地区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接近巴尔干地区；这有可能形成同样复杂和悲惨的历史境遇。虽然存在这样障碍，但是东盟国家塑造出了第三世界最成功的地区合作。如果日本采取大胆的行动，比如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向中国和韩国人民就历史问题表示真诚的道歉，东京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日本人在接受道歉的要求上存在巨大的心理困难，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在莫斯科就二战后野蛮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示道歉之前，日本人决不会相信俄国人，日本的邻国同样如此，要求以前的敌人东京表示道歉。
第四个支柱是建立一些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在戈尔巴乔夫说出这个词语很久之前，欧洲就以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作为共同基础构建了一种欧洲本地的共同情感，因此欧洲能够避免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敌视。日本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力图在东亚获得同样的意识。只有搭乘同一条船的共同意识才会使东亚避免陷入痛苦且危险的冲突之中。也许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东亚社会在洛杉矶决定舍弃分歧、共同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对各自的祖国产生了影响。
建立这样的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是日本人心理转换的又一困难。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将成功等同于西方的接纳。明显的是，为了赢得亚洲邻国的长远信赖，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巨人的信赖，日本必须证明尊重他们，并视其为亚洲国家同行。日本不得以硬要人家领情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的待遇他们有时在西方会遇到。比如说，如果日本具有不同的地缘利益，日本的援助政策就不应该是西方援助政策的简单延伸。虽然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承认存在任何强人所难之处，但是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日本迄今几乎总是在屈服于美国或西方利益。比如，当马来西亚建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时，日本在考虑这样的组织是否有利于该地区之前就默许了美国的抵制。同样，柬埔寨和平协定签署之后，日本要求解除对越南的投资禁令。并停止亚洲开发银行向越南贷款的限制。但是，它最终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
在向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美国向来是毫不迟疑地行使其作为保护者的权力。但是，华盛顿应该有许多更明智的顾问。美国应该终止其要求日本的政策主要保护捍卫美国利益的做法；从长远看，这是有益的。美国抵制亚太地区形成多边机制明确说明了美国政策是短视的。随着东亚社会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爆炸式增长，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使相互联系得到润滑的强有力多边机制，并为解决东亚国家间的共同问题提供行动的平台。
任何关于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严肃思考都会引起美国和西方总体上的忧虑不安，他们尤其担心出现另一个排他性种族集团。这反映了西方对亚洲内的巨大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无知。就像欧洲本地的共同意识一样，亚洲本地的共同意识的主要功能（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减少或消解种族认同，而不是强化种族认同。
最后，第五个支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全球公民。日本努力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反映了它的这种渴求。但是，它寻求得到该席位的方法是“车在前，马在后”的经典案例。如果没有现成的处理国际冲突的轨道，日本在安理会干什么？如果日本表明，就像美国在中东一样，在解决国际冲突上能够发挥领导作用，那么日本追求常务理事国席位的态势就能得到明显的改观。
例如，思考一下日本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上的作为吧。虽然良好的和平协定已经签署了，但是随着美国发现很难提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的份额，其实施却由于缺乏资金而步履蹒跚。如果按照传统做法，日本会在一番犹豫之后，等待并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然后采取提供财政援助的行动。但是，日本政府应该积极主动一些，宣布填补柬埔寨和平行动所需要的任何财政缺口，并在满足柬埔寨经济重建的需求上起带头作用。日本应该声明：它将确保柬埔寨人民的长久噩梦不可更改地结束了，由此履行其地区和普遍人性的责任。整个行动花费了日本10亿或20亿美元，这只是其海湾战争后所支付费用的一个零头，但是日本在亚洲、西方、尤其在美国赢得的声望却是巨大的。这样的行动将会极大地改变日本人只是没有道德目的地算计的大众观念。这就是日本必须采取的那种大胆的跨越行动。
当然，大胆的步骤自从二战以来一直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小心翼翼则是日本对外政策的特征。但是，一种新的跨太平洋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幸运的是，危险和机遇都是明显的。或许东亚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增长。增长开始于日本，并扩散到整个地区。但所有东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即便现在，如果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那么他们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冲击。因此，日本在该地区塑造一个新的地区政治体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为了取得成功，日本不仅要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且还要符合三大邻国的利益、整个东亚地区的利益以及美国的利益。未来将会严格检验日本领导人的外交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