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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爱不释手，拿出照相机来连连拍下几张照片。客人们走了以后，我确实高兴了一阵，想不到花了八毛钱竟买下了一件传世珍品，穷书生也有好运气，可入聊斋志异。高兴了一阵之后又有点犯愁了，我今后还用不用这把龙壶来饮茶呢，万一在沏茶、倒水 、擦洗之际失手打碎这传世的珍品，岂不可惜！忠实的侍者突然成了碰拿不得的千金贵体。这事儿倒是十分尴尬的。
世间事总是有得有失，玩物虽然不一定丧志，可是你想玩它，它也要玩你；物是人的奴仆，人也是物的奴隶。
第二部分 观察李国文 张洁得壶（1）
大年初一，张洁打来电话，她得了一把名壶。这件时大彬的壶，如果不是赝品的话，那数百年的历史，虽说不得价值连城，但所值不菲，是当然的了。可她砍下来的价，说来令人笑掉大牙，连同另一把壶，统共花了一百二十元。所以，我说她“得”壶，而不是说她“买”壶。按一般道理，买和卖，双方应该是等价交换。物超所值，有可以能，但超出太多，超到邪乎的程度，那就该是得了。得，不必等价，也无须等价，因为，无论是得到一份爱情，得到一份幸福，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都是没办法折算成人民币若干元的。她这次得壶，很大程度上是意外，是侥幸，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无意中得之，很难用六十元衡量出壶的轻得高低。所以，她说，她是凭一种感觉，得到了这把名壶。我说，我要写一写她得到这把名壶的故事，谈谈那一霎那产生的直觉。直觉，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有时候，很准，立刻就产生出一种心灵感应。她感觉到这是个好东西，结果，一把时大彬的壶到手了。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紫砂壶，所知甚少，连时大彬这位明末清初的制壶老祖，也只留下一点极肤浅的印象。那一年，到宜兴去，应景也曾背回几件，陆续都送了朋友。因我爱茶，却不甚爱壶，我认为喝茶，不光是嘴巴的事，眼睛，鼻子都要参与的。所以，茶叶在透明的玻璃杯里，上下浮沉，渐渐地舒张开来，慢慢飘舞起来，那一股难以描摹的灵动神韵，真是视觉上的极佳享受。尤其春天里刚下来的新茶，领教那一份洋溢开来的绿，更是心旷神怡的境界。如果用壶的话，对不起，这一切便全部等于零，茶趣也就少掉一半。
张洁得壶，过程简单。年前，她本是准备到天坛去买熬中药的药罐，走过一地摊前，瞥了一眼放在那里的玉石之类，伫足停下，摊贩为一老先生，便向她推销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翡翠。张洁似乎懂一点珠宝，我记得她写过一篇小说，就叫《祖母绿》。不过她是不是行家，我就不得而知了。即使非行家，又如何？我一直认为，作家写东西，凡涉及到专业知识，只求能把读者唬住就行，不一定必是行家里手。
所以，曹禺《日出》的第三幕，为写那个雏妓小东西，在窑子里的生活状态，是到过前门八大胡同——旧时代北平城的红灯区的；巴尔扎克写交际花，也曾和一些巴黎社交场合的名女人，有过交往，但也仅如此而已。一定要有一份专业证书才可写某行某业，那么，大部分作家就得饿饭了。她对那位老先生说，慈禧太后才戴多大一块翡翠，你这摆的，哪一块都超过了她，如果是真翠，也就不会在这儿摆摊了。这时，张洁见到了旁边摆着的这把泥污斑渍，积满茶垢的壶，顿觉眼睛一亮。在电话里，她没有这样说，但我相信她见到这把壶时，肯定应该是这种样子的。因为她说她当时有一种感觉，虽然，那壶很脏，很糟，跟泥蛋一样，半点也不起眼，但壶的造形，虽然与别的壶同是由圆弧和曲线构成的整体，同是盖、嘴、把、壶本体四个部分，隐约间，那颇有些不同凡俗的气质，把她打动。孟夫子曰：“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但她终究是西子呀！天生丽质，总是不可能全被埋没的，这就要求观察者有没有一双慧眼了。 据我了解，她没有收集古玩和文物的癖嗜，之所以想得到这把壶，她强调，就是认准了自己这个直觉，决定要买下来。摊主出价，两壶各一百，你拿走。她按照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惯例，先砍一半。这笔生意，谈到最后，以每把六十元成交。他告诉张洁，壶是从天津倒腾来的。这一来历，令我顿生疑窦，因为无论博物院收藏的，还是近年发掘出来的大彬壶，都出在南方，北方甚少见。直到今天，紫砂壶在北方不如南方受欢迎，我想，很可能是与北方人喝茶不甚讲究有关，北方人喝茶习惯，深受蒙古族、满族影响，粗疏而乏精致，大碗茶三字，便可概括。那淡淡的绿茶清香，绝敌不过那性膻味骚的牛羊肉的，必须是浓郁的花香，方可压住大蒜大葱韭菜花的恶辛之气。我刚到北京时，参加京西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旗人家里，初次喝到香喷喷的茉莉花茶时，甚觉惊异，花香浓烈若此，还能叫作茶嘛？六十年代，八毛钱一两的茉莉高碎，竟成了北京市民的至尊至高的享受。对茶的不考究，导致对壶的无兴趣，很难设想一件名家的壶，会在并无久远历史的天津出现？
但转而一想，旧时代，天津为商埠，多富翁；北京为衙门，多官僚。很可能是清末民初天津租界地洋房里住着的某位阔佬，从北京城某胡同，某四合院里，某败落户手中买去的。老北京，不论什么样破旧颓败的院落，走进去打听打听那些老住户，不出三代以上，准是显赫的王公贵族。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住在苏州胡同，隔壁院里老太太卖破烂，堆在屋角的熬汤的大骨头中，竟混有羚羊角。那敲小鼓的还算仁义，用小刀刮去泥垢，“老太太，您这可是值钱的东西，我当破烂收了，蒙了您，我也亏心，您拿到药铺去卖吧！”所以，京城破落户有这把时大彬的壶，不为奇，往前再追溯上去，很可能是明代南方某位上京做官，或来京行贿的什么人带来。后来，败家了，就流失民间，又被天津这位有钱的阔佬买到手。
第二部分 观察李国文 张洁得壶（2）
壶若能言，这一段由南而北，由京而津的路线，肯定会讲出一连串人事兴衰，沧桑变化的故事，若是编成电视剧，或许可以在泛滥成灾的皇帝片中，别开生面，凑一份热闹。从这件壶跌落到天坛地摊上无人问津，也证明了一条真理，这世界上没有永远。好多人，包括我们作家，都以为自己会永远，或将会永远。读一读台湾的白先勇先生写过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叫《永远的尹雪艳》，便会晓得，其实那女主人公也不能永远，终于到了蚌老珠黄的这一天。天津租界地的这位富翁，最后，子孙不也衰败，把茶壶当油壶。当初，富翁为买这把名壶，可能所费不赀，至少他还识货，知道附庸风雅，多少年以后，他的后代却不经意地把名壶三文不值二文地卖了。说不定这家住过洋楼的后代，不但不知道这是把名壶，甚至压根儿不懂壶为何物，用来装油，那就更悲哀了。
天津和北京住户们的变化，情况好像大掉个，那些住在租界地洋楼里的人家，如果不怎么对你见外，翻开家谱，三辈以上，他们的老祖宗，几乎都是提不起来的平头百姓。早期资本积累阶段，那些三不管的青皮混混，下九股的脚行把头，更容易凭借邪恶和血腥起家，也是事实。所以，这一班陡然暴发起来的新富翁，新权贵，都羞谈过去的低下出身，最热衷于扮贵族，装斯文，这是铁的规律。买古董，穿名牌，盖洋房，吃大菜，跑马赛狗，挥毫泼墨，吟诗作对，斗草品茶，自然少不了要捧一具时大彬的紫砂茶壶，作儒雅状了。
这也是时下一些作家的德行，没有学问充学富五车状，没有文化装高等华人状，出两趟国，认为自己与世界接轨，握一张绿卡；马上看不上自己的黄脸婆；泡一会酒吧；相信自己拥有了高尚的精神世界，出一部稍有影响的作品，眼睛立刻长到眉毛上边去，俨然活神仙。暴发户最可悲的一点，就是不懂得，物质的东西不难买到，精神的东西，有时却未必能够买到，即使花重金买到手，硬贴上去，也是两层皮，稍不留神，那刺青胳膊，那泥巴腿杆，那草包肚子，那银样镴枪头，又显了老底。这件大彬壶，不管外观上看上去多么糟糕，但那魂魄中的灵韵，本质上的完美，是不可能完全被遮掩的。不知张洁用了什么残酷的方法，使这把积数百年油垢的壶，荡涤一新，露出本相。如果，她知道这是把名壶，也许下手洗涤时会温柔一些。她在电话里，谈到在壶底壶盖上发现的时大彬印记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不过话说回来，价值对她也不是非常重要，她不收藏古董，也不打算做古董生意。她只是为她心中的这种感觉自豪，一下子就看出来，此壶绝非凡常之品，至于何以产生这种自信，连她自已也觉得奇妙。
紧接着，从资料上查找出来，紫砂壶是明代中叶才出现于文人雅士的玩赏物中，而时大彬恰恰是形成这门陶瓷艺术的第一代大宗师。而他的作品，极为珍稀名贵，偏偏有这么一件，经过数百年的周折，正好落在她的手中，你说奇也不奇，巧也不巧。她一直认为幸运总把背冲着她，这回可调转脸来了。
当然，我也打趣了一番，先别高兴得太早，要知道哦，文物之作伪，在中国，早就是极为发达的行业，不排除赝品的可能性呵！不过，在电话中，她说，真固欣然，假亦无妨。我听出来她的口气，直觉是第一位的，她看中的是那一时间里捕捉到的直觉，她认为好，就好。真壶，或非真壶，名壶，或非名壶，值钱，或不值钱，古董，或假古董，对她来讲，当时并不在她的考量之中。即使现在知道有很大可能是一件大彬壶时，除了倍加珍惜而已，别无其它。实际上，这件壶自身所具有的那种美的质素，给她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