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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不仅是宗教圣地，还是艺术宝库。所藏唐卡、佛像、法器、经卷、壁画等精品无数，但最为珍贵的则有三绝。分别是法轮殿宗喀巴铜像后的五百罗汉山，由紫檀木雕成群峦叠嶂，五百罗汉则由金银铜铁锡制成；昭佛楼金丝楠木佛龛，上有九十九条盘龙；最后则是万福阁的弥勒佛像，由产自尼泊尔的独根千年白檀香木雕成，在地面上的高度已达十八米，地下还埋有八米，1990年被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
既然到了雍和宫，当然要看看名闻遐迩的密宗欢喜佛。据说雍和宫刚开放时，为了避免民众产生不当联想，曾用红布遮住交合的欢喜佛，也传说欢喜佛是清朝皇帝性教育的工具。我特地前往密宗殿和东配殿寻访欢喜佛的踪迹，但见密宗殿的五大金刚腰缠白布，东配殿的大威德金刚、永保护法、吉祥天母、地狱主、财宝天王也都穿着衣服，因此看不出门道。对于我这样兴致勃勃的寻找欢喜佛，殿里的喇嘛师父不以为然地说：“佛教里哪来的欢喜佛？只有金刚和明王。”
其实欢喜佛说的不是淫乐。据说，金刚独像是镇压的象征，意味着以大愤怒和异教徒（一说是自身魔障）搏斗，最终获得胜利而内心欢喜。拥抱的双身佛像，有人认为是一种了悟的善权方便法门，传说释迦牟尼曾派观音化成美女而和残忍的国王“毗那夜迦”交合，以此将他引入佛门。另有人认为这是密宗智慧与禅定合一的上乘修身法“定慧双修”。 提到雍和宫，不能不提的还有俗称打鬼的“跳布札”。从清朝开始，雍和宫打鬼就是北京百姓迎接新春的热闹庆典。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雍和宫先要举行四天诵经法会，从二十八日再举行四天打鬼仪式，以神舞来驱魔除祟祈祷安康。
其实，如果对宗教或艺术没有兴趣，雍和宫仍然值得一游。有时走在各进院落，就能感觉静谧闲适。同样是旅游景点，恭王府花园令人浮躁，雍和宫却将涌动的杂质吸纳，重新吐出一片清和气象。
记得第一次到雍和宫来，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在佛像前顶礼膜拜，当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我想，不管宗教曾在人间引起多少纷争，人心对超脱的渴盼，就像在无边黑暗的隧道，追寻遥远尽头的一丝光亮。
化石 Legacies、天地 Heaven and Earth春风几度大觉寺
大约1965年春天，开挖从密云水库到北京的引水渠，机关、学校都参加了义务劳动。那时我正读中学，参加的是北安河到周家巷段的工程。我们住在工地附近一个村子的农民家里，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天早晚要学习当年八路军的作风，帮房东老乡挑水喂猪扫院子，因而也时不时的和老乡们聊一会儿。从老乡嘴里探听出附近有一座怡亲王花园，现在还存有戏台等建筑，向西有大觉寺和鹫峰寺，向北有七王爷坟和一座古刹龙泉寺。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好动的时候，于是白天干活偷懒，晚间就去寻幽探胜，一个星期下来，倒也把附近大致走到了。大觉寺当然也去过，但只到了山门前，并没有进到寺院内，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回到家后，翻看书架上的《帝京景物略》《天府广记》等一些北京历史地理的旧书，才知道大觉寺是京西十分著名的寺院。寺在台山，建于辽代，存有辽碑、辽塔和明代佛像。初名清水院，沿用至金，为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以后改称灵泉寺，明宣德年间重修，改名大觉寺。寺倚山面东，这是依契丹人“朝日”习俗而建。清初人多欣赏寺内玉兰、银杏、樱桃及泉石之胜，以后则以山麓杏林名擅京师。看了有关记载，觉得十分有趣，很想一探究竟，就邀了三五个同学，下午放学后，整顿装备，骑上自行车直奔台山而去。我们当时的“行头”也值得一提，我的两个同学，一个身背跟女同学借来的135照相机，一个背着军用水壶，我则挎着一枝德国产的老气枪，口袋里揣着几两粮票几毛钱，自觉潇洒无比，威风八面。一路攒行，赶到大觉寺已是星月交辉，依然只得了个“仅及山门而返”的结果。尽管如此，还是兴头十足。归途下坡，车顺势而下，路上也没有什么行人，我们则一路反复高声吟诵着：“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肚子饿了，又找到一家小馆，吃了一毛钱一碗的馄饨，六分钱一个的火烧。那种豪迈，那股子不伦不类的不可一世，恰恰就是当时我们这一伙白袷少年的情怀。
跨入大觉寺的山门时，已是70年代初的某个春天。当时我由上山下乡的地方回北京探亲，到家一看，父亲仍关在“牛棚”，母亲已去了湖北“五七干校”，两个姊姊也分配到外地工作，妹妹在近郊插队。家里房子被挤占，只留一间屋一张床，读中学的弟弟居住，根本没有我的床，于是投奔到一个老同学所在的西山林场，到了，才知道他的宿舍就在大觉寺迤北的老爷山龙泉寺内。
每天早晨，我在林场食堂吃饭，饭后借辆自行车顺山而下，七王坟、鹫峰、大觉寺，几乎每天都去徜徉。站在鹫峰顶上远眺，一川平畴，天气好时可以望见北京城。那时的我不过二十出头，说起来正当大好年华，却已没有了往日的豪情，只觉道路茫茫，不知前途何在。如此惶惶的心境，就算眼前天天掠过大觉寺内的玉兰、银杏、长松、古塔、旧碑，也没有特别注意，印象十分淡漠。只记得山下在修一个工程，进展十分迅速，后来得知，那是为美国尼克松总统来访，对海外直播新闻用的卫星地面站。
再次进入大觉寺是又过了几年之后的70年代中期的春天，那年丛碧词人张伯驹先生说起大觉寺的杏花盛事，准备旧地重游，可我印象中并没有看到过杏花，张先生说，农人不植新树，旧树日老，哪里还会有当年的盛况？当年每逢花期，张先生是必往寺中观赏的，为看杏花，还在大觉寺山门外北侧杏林中建过一个亭子，题曰“北梅”，山门南侧也筑有一亭，名叫“倚云”，是藏园老人傅增湘所建。张先生的亭名取义为杏花花期最早，是为北方的梅花；傅先生的亭名自然是出于“日边红杏倚云栽”诗句。每年杏花时节，两位先生必邀朋友，如夏仁虎、郭则、叶遐庵、陶心如诸老辈在寺前亭上修禊赏花。
如此这般，拣了合适日子，我也追随丛碧老人一行上了西山。行至山门，老人拄着杖率先步入，不想门内闪出一看门人，拦住张先生，说这里是研究所，不得随便参观。张先生大声说，还有没有和尚？看门人当即一愣，呆了半晌，突然躬身行礼说，您是张大爷吧，我就是寺里的长修啊，我已经还俗娶媳妇生儿子了，现在仍在这里干点杂活——此一细节，如此具有戏剧性，所以记得十分清楚。
以后几年，老先生每年都要在春天去大觉寺看花，那时他的白内障已很严重，所谓“看花”，不过雾里相看，嗅嗅味道罢了。但他仍是年年必去，他要人给他讲四周的景物，要听松涛，要听泉声，要和同行的老友——夏承焘、黄君坦、徐邦达、周笃文诸先生吟诗唱和。只可惜每年的诗文，因没有人留意收集保存，都随台的山风飘散了。
化石 Legacies、天地 Heaven and Earth白云观里会神仙
大概是小时候《聊斋》看多了，心目中的寺观一直是残垣破败，供桌蒙尘，老树昏鸦，日暮时分在人头顶哑哑大叫两声。
而从记事起，白云观的名字就与“春节”、“庙会”等光鲜热闹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对它的刻板印象一直是游乐场所而非宗教场所，大概因为自小到大都要在农历新年中选一天，去庙会的人海中奋力拼突一番罢，与其是为遵风从俗，不如说已成惯性。节目年年总相似：老三样的场面，平日看都懒得看的陈年小吃，了无新意又失却传统的应节耍货，连逛的路线都一成不变，偏偏大人孩子，乐此不疲。 将近六百年了吧，成千上万人点点单纯的快乐，年复一年的，暖烘烘地在这间道观与门前横街构成的丁字形地带上融聚。今年的春节我一如以往地在人流中载沉载浮，一边批评着没有变化的陈旧节目，一边却又慢慢地被那些粗陋花哨的小东小西的浓烈色彩感染，把自己这一点点的简单快乐也加入进去。 省悟到白云观是观而观里应当有道士，缘起于我的一个有趣的小个子同学，某天突然提起自己正为道观浇菜挣零用钱。我听后挢舌不下，恨不能即刻跑去观摩。那时候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尚算超前行为，除了对那位同学与自己同龄却已懂得自食其力的肃然起敬，更多是各种联翩浮想：烈日炎炎下，一个小孩左手木桶右手水瓢，在萝卜缨子上挥汗如雨，看菜园的道士自己却躲在荫凉地里喝着茶，活脱脱一群评书里的惫懒僧道。 但我始终还是没能目击到现场。看现在的白云观平面图里，开放与不开放的部分，都已不复见那位同窗挥洒汗水的菜地；道士们大概也用不着自己亲手种菜吃了。 选个平常时间去白云观是很久以后的事。没有任何法事或典礼的日子里，院落虽不热闹，倒也未见得特别清冷，络绎有三两人来上炷香，或诚心默祷，或走走形式。冬日晴好，苍白的树影投射在青灰色方砖石地上，站在三清阁上，阁楼下那个坐在黑影里的小道士的胡琴吱吱呀呀，虽不成曲，却也如泣如诉，倒给规整的院落添点空寞味道。
这些位道士平时躲在观内清修，做些日常功课，打打太极，练练经乐，根据那本观印小册子上图片所示，个把年长位高的道长偶尔还要抚抚琴、画画梅花。但是一到了农历新年，他们都会放下风雅身段，倾巢出动来抓钱，除了庙会门票、摊位出租、善男信女们比平时加倍的捐献、出售香火蜡烛、符香包等，最叹为观止的是打金钱眼的收入。
进山门不远是窝风桥，桥下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