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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只想简单说一说，因为现在我们确实在法学界里面，也有人提出来法律的本土化，法律的本国的社会土壤。从世界各国来说，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法律本身是不能够有移植性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植根于本国自己的土壤之上。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因为我也参加了一些立法，我觉得我们不宜过多地来提，至少是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至少是在我所从事的民商法，这个领域之内过多的本土性，我不太赞成，因为市场是一个共同的土壤，如果今天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我可以说我跟你的土壤不一样，你搞的是市场经济，我搞的是计划经济，那么你的东西怎么能移植到我这块土壤来呢？那么如果今天我也是搞市场经济，你也是搞市场经济，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有共同的土壤，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共同的规则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法律的移植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在制订新的合同法的时候，就参考了很多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虽然过去我们没有，但是用过来还是很有成效。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在法律的许多方面跟国际接轨的障碍。
那么这里涉及到的第三个问题，是今天我想特别突出讲一讲的，就是国内法跟国际法的关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刚才我讲了，有人说既然法律都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为，那当然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但也有人说：反过来，国际法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你不能够以你本国的条件为由，来拒绝它，既然你参加。那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看到，在民商事法律的主体方面，我们1986年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还用了一个公民的字，可是在世界各国都叫自然人，当时立法的时候觉得自然人太难懂，什么叫自然人，自然是自然状态的人，现在哪儿有完全自然状态的人，哪个人不在社会里面。你说自然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以区别于那个没有血没有肉的法人别人还不太懂，老觉得自然人好像脱离于社会的一种纯自然状态的人，现在没有了，所以当时就没用自然人，用了公民。但是一用公民就出现问题了，公民是有国籍的概念，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商事的参与者是公民，仅指中国公民，那是不是外国的公民、外国的法人就要适用不同的法律呢？而且我们确实在一段时间里面是这样来做的，我们的法律只限于中国的，甚至包括交易行为里面最普遍、最常见的合同，每日每时都要订合同，我们还要区别本国人与本国人之间，我们是用经济合同法，中国人跟外国人要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这样的话，依照国籍来划分不同的主体地位，由于不同的主体地位又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必然要带来不平等原则。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研究国内法跟国际法关系里面第一点，就是一般说来以后国内的民商事的法律，不应该再以主体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某些特殊规定是不一样。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虽然我们一方面承认参加了WTO以后，外国人应该享有国民待遇原则，跟中国的民事主体同样的待遇、同样的准入、同样的优惠、同样的豁免，除了个别一些特殊情况之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我们现在法律里面保护中国人的水平，跟保护外国公民获得法人水平又不一样。这问题应该看到。这就是我们现在民法通则里面的有一个条文142条，民法通则142条是这么讲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参加缔结的国际条约，我们国家参加的缔结的国际条约，当然也包括多边的公约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规定的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适用国际条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保留的除外，除非我们国家声明，要不要用国际条约，要用国际公约，那么由于有了这一条，所以有的人解释说，我们国家的民法规定就是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因为这里面讲了，我们国内的法律跟参加的国际条约，国内公约不一样的，适用国际条约。所以有人得出结论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我说不能单纯地这么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条文规定的是在我们民法通则的专门讲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涉外适用这一章，那只是说在涉外关系里面，如果国内法跟国际法不一样，对外国公民和法人的保护，是要按国际条约的标准去保护。那么对中国公民和法人的保护是不是按照那个，不适用。国际条约规定再高，国际公约规定再高不适用于中国公民和法人，因为这一条只在涉外适用里面才用，你是中国人，自己不适用那玩意，那就变成这样。那就变成两重标准了，我给大家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990年的时候，我们通过了第一部的《著作权法》，当时著作权就争论一个问题，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著作权有个叫做“邻接权”，就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像你们这样的凤凰卫视，如果每天都要用一些使用别人作品的话，播放一个音乐，或者播放一个小品或者播放一段相声，怎么办呢？按照国际公约规定，每使用一次，付一笔费。
可是1990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主管部门就坚决反对。说我们国家如果电台、电视台每使用一次就给钱，我哪有那么多钱，但是作家说你怎么会没钱，你广告费用也照样很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争议，那么最后怎么决定的呢？1990年那部法律最后规定，对于中国人的作品，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法律著作权法。录制的时候一次给费用，以后再播放一分钱不给了，就给你一笔完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个显然不同的实践，如果你用的是外国人的作品自然人或者法人的，每使用一次给一次，要用中国人同样的作品，录制的时候给一次，以后再播放一分钱不给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些文艺界的人士，特别是作曲家提了很多意见，说我不在乎这点钱，本来给也给不了多少，但是我重视的是人格和我作品的份量，为什么外国人每次都给，而中国人就录制一次呢？是他的作品更值钱呢？还是他人格更值钱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仍然有许多的领域里面，对于中国人保护的水平要低于国际公约、国际条约那个保护的水平，而按照我们民法通则的这一条的规定，我们保护外国公民和法人要适用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哪个标准，对于中国人就要适用我们国内法的标准。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而对于外国人来说我们承诺的是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因为我参加了国际条约、国际公约，我给你按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的保护，所以中国实践是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能够再长久维持下去吗？显然也不合适，所以这次《著作权法》修改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规定一样了，甚至也是国民待遇原则了。任何作品你只要播放一次，你就要给人家一次费用。
那么第四个问题，我想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参加WTO以后，我们的某些民商事制度本身的接轨的问题，更加合理的问题。这里面有许多制度，我只举两个，比如说第一个清算，我们企业的终止了怎么清算，谁来负责清算，不负责清算以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很乱，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三资企业最后的清算，是由外经贸部门来批准，来解决，来负责。由于三资企业里面发生的清算中的一切争议。要告到法院，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有这个通知不受理，因为三资企业之间的清算，来由行政部门去解决了。外经贸部门负责解决，这个本身也有点不太符合国际规则了。我们知道在国际上任何一种民事权利的纠纷，都要由法院来解决，而我们现在有行政机关了。而《公司法》里面规定的，公司涉及到清算的问题可以告到法院。现在我们又规定了，金融部门的涉及到金融企业退出，都由金融机构（人民银行）负责清算，也不能到法院，也有个限制，国有企业按工商部门来组织又不同了，怎么能够由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性质，或者他包含不包含涉外的因素，而由不同的部门去解决呢？或者不同的规则去解决呢？这个显然也不合适，所以，我们过去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权利纠纷的问题，由行政部门来解决。最早的话，合同无效可以由工商管理部门来确认，后来改了。商标的争议可以用工商管理局的商标复审委员会来决定，现在也改了。专利里面涉及到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有争议，由专利局自己解决了，这都改了。可见我们确确实实应该做到，法院应该是作为任何民事纠纷，最后诉诸解决的一个机构。
可是我们现在仍然是比较乱，在香港回归以前我见到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名片，上面写的是“清算师”三个字，liquidator他写的是。我说“清算师”是干什么？他说在香港任何一个企业终止要到最后注销登记，必须有我清算师的签名，否则不能够去注销。还没有经过清算，还有一些钱没有偿还，你就到它那个地方注册登记，他给你终止了。那不是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再比如说破产法，这是我们现在跟国际接轨很差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破产法仍然是1986年时候通过的破产法，仍然写的是只适用于国有企业。而且这种破产还要经过行政部门的同意。那在国际上怎么说破产还要经过行政部门批准，行政部门让你破产才破产，不让破产就不破产，那显然不行。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有这种特殊情况。那现在我们在搞新的破产法，原定是今年我们要尽快通过，但是也发生很多争议了，争议就是如果我们的破产法都跟国际接轨、跟国际一致，那么我们的国有企业破产会不会更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