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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维奇·普希金过关！”下一个关口的士兵听到后又以同样的声音对第三岗的士兵喊，一一传开，亚历山大·谢·盖·普希金响遍整条高加索山脉，整个俄罗斯时代。
米兰·昆德拉说，俄罗斯时代便是抒情时代。实际上在一战之前全世界都处在抒情、艺术和文学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天才、学识和智慧并重，人们欣赏并向往精神的强大。没有人会对无知表示理解，诚如每个人都相信荣光属于大师。
我时常自问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文学之路，似乎这问话更像是自省，我迟迟找不到答案。后来我明白，是为了令人尊重，我总要做点什么强于众人的事情，即使没能在生前，即使没能在死后，即使是死后才被人尊重。
1824年，拜伦死在希腊的战场，希腊城邦为这位异国诗人停战3天举行国葬，举国默哀3个月。希腊规定，在拜伦死后的36天里，每天鸣放36颗属于拜伦的、属于文学之花的炮弹。
第二部分想起自行车
十多年前我父亲每天晚饭后会去车百广场的路口修理自行车，一直做到夜里12点，回家睡到第二天8点好去上班。有时候活很少，一个晚上也只有几块钱，不过忙的晚上会有几十块钱。然而都是零钱，攒下来的几百块钱很长时间都没有花出去。我劝他去银行换回整钱。我父亲反对说既然是人民币到哪里都不怕没人要。他把这些放进了一个铁饭盒里。就是这样，那些钱到现在已升级为文物还收藏在那个位置。
我妈妈常常一起去陪他。10点之前她看广场里的人扭秧歌；散场后她一个人在自行车旁看我父亲给别人补车胎。有一次一个学生扔给我母亲两毛钱提出自行车走了。我母亲想了一会儿在下一个人来时也向他要了两毛钱的管理费。回家的路上她买了二斤橘子带给我。我母亲对我吹嘘她在那里闲坐一个晚上也可以赚些水果钱。当时我还不到十岁，我已记不起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是有些叛逆，有些不懂事。我没有碰她带给我的橘子。我说用骗来的钱买水果多丢人呀。我记得这伤了我母亲的心。她跟我吵了起来。我觉得我是对的，我们没有权利收人家自行车的管理费。后来我母亲打了我，每次都是如此，她打我的同时一定会哭出来。我父亲一声不响地把橘子一个个剥完吃掉，入睡前告诉我母亲明晚就坐在他旁边，离停放处远点。
第二天他们就并排坐在路口边。前一天已经认识我母亲的人主动过来给了她两毛钱提走自行车。十分钟后又有一个学生推着车给了她两毛钱。想了想；我母亲又坐回停放处的旁边去收费了。回来的路上她再次买了些水果。她对我父亲讲回去不要让他们的孩子知道她又“骗钱”了。
夜里12点的街上已经没什么行人了。我母亲扶着车上的修车工具缓缓从月光下走过。我父亲抽出在耳后的一支烟点上。他早戒烟了，那是晚上一个要修脚蹬的大伯让给他的。抽完这支烟他说明天起他不修车了，好好上班算了；免得招这么多麻烦。
当晚我父亲把这二十多天赚的钱数好后放到饭盒里，之后便再没出去摆摊修车。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过了那么长时间会莫名想起自行车的这件事，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人生的道理，我只是想起这件事，然后会想一想我的父亲母亲。我已经写了几年的小说，但还是不能捕捉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我曾几次想到；最真实的生活那么难写，是因为每个人在生活里复杂得令作者都无法把握。或许刚才讲的事情就是这样，生活不会见到戏剧性的情节发生，然而谁都过得很无奈，其实任何人都没做错什么。
我本可以把这些理解为生活的艰辛，理解为父爱母爱；然而真实情况是气愤的母亲还打了孩子。若是一部以母亲为主题的小说，聪明的作者会把这一段删掉。
再举个例子。我父亲这几年身体有些恶化，他对我们埋怨都是以前修车整晚地守坐而凉倒了。初次听来我蛮心酸的，这是小说；可是以后他每次痛都会念叨这些，受不了时我就反驳说你修车也就那二十多个晚上，而且还是夏天；一辈子就那段时间吃那点苦；你别有点毛病就把原因归到修车好不好，我父亲会打我一巴掌说这孩子没良心，我会很委屈地顶几句，他会接着给我几巴掌，搞得双方冷一两天；把不快埋在心底，以后避说这个，这是生活。
我后来离家在外，碰到很多小意外。偶尔我想起在家时的琐事，试想我父母碰到这些意外怎么处理，之后我就下意识地不像他们那样去做。我还是不想让自己变成与我父母性格相近的人。
十多年后我父亲打电话还在提到他的腿痛，他说当时不去修车也就不痛了，现在钱还在那铁饭盒里没动过呢。可是十多年后他们的孩子更不懂事了，他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第二部分记忆中的智慧
从梅隆乘一个小时的汽车抵达松江，向左向右地拐了几个弯便见到了新华书店。轶哥在周围转了很久，以便弄清开往此家书店的公车路线。似乎是松江四线经过书店对面的上岛咖啡，我没记清楚，这不是我的事，我只是陪同记者大人进入书店。
所有的新华书店的内部装潢都大同小异，当由明亮窗子透过来的阳光、宽敞的过道，以及没有音乐的大厅这些令人舒服的特点成为一种共性时，每一家新华书店都不再会使读者联想到兴奋这个词。我问轶哥早知我要写的是松江的新华书店，还不如就近找一家了解一下算了。然而轶哥还是执著地拍了些照片，把我一个人晾在厅里看着架上的书脊。整个的行程便是如此匆忙，当他拍好照片后，我们便离开了专程前来的松江新华书店。
坐在返程的车上，我埋怨没法写一篇四处可见的新华书店的文章。他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我没有看到我的《维以不永伤》，我要写下来。他说放心，《新书报》不会为我打广告的，写出来也要删掉。我侧过身看看窗外的高速公路。似乎是为了缓解我们无语的尴尬，或者仅仅是在安慰我，他说因为松江离市区较远，新书上架要多等些时间。“恩，”我说，“于是几年前的书还留在书柜里。”
是的，旧书比新书还要多，这就是松江新华书店的特点。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我初中时就痴迷的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可以一眼望见当年我几个月才找到的花城版的二十世纪文丛，寂寞的《尤利西斯》即使是几年没人翻看也会高傲地站在书架上审视每一个于此经过的读者。假如书店是巨大的智慧藏匿处，那么这些过去的图书就是旧的智慧，是被时间验证过的，是我们记忆中的智慧。这些书在我们年少时曾带给我们如此多的欢乐。而现在，为了利润，为了吸引尊敬的读者，没有多少书店在乎旧版的经典书籍。它们渐渐被时下的畅销书所替代。与其说新书是更多新的智慧，我们毋宁相信其中大多数都是新的愚蠢，阅读了这些书，因为媚俗之神的引导，你开始失去自己的价值，将个性调整为无法令人兴奋的共性以融入社会。
一年的游走使我结识了一些偏爱畅销书的读者。他们在网上询问我的书，询问我写作朋友的书。他们不读经典书籍。思想的怠惰使他们认为好看、有意思才是阅读的目的，然而几天的阅读除了笑声或眼泪之外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智慧。《尤利西斯》可以落寞地躺在松江的新华书店，然而在市区，任何一家书店都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书店已经在慢慢地被畅销书沙漠般地侵噬。
是的，未被沙漠化是松江书店最大的特点。这里依然有几本书孤独地挡住风沙的冲击。而正是这些书，才能激起我们——尽管短短千字已经反复提到这个词，但我们还是要对读者再说一次——激起隐藏在我们记忆中的智慧。
第二部分出生证明：涌上车的票
1970年马德里的一位待产的女人在一辆空旷的公车上产下一个男婴，整个公交公司的上层都认为这正说明除了载客，公车还能为大众提供其他的服务，为了使更多的人也认同这一点，他们允诺，以后这个叫域陀的男孩，凭借他那令人艳羡的出生证明，终生免费乘车；1980至1989年在中国产下的一代婴孩，过了20年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还处在稚嫩的少年时期，为了令更多的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这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他们提倡，以后凡是这十年间出生的孩子，只要他们有写字的念头，就可以提着自己的出生证明去出书，还能凭此证明自诩或被赞誉为“八零后作家”。在上一个被断成两部分的长句子中，假如分号之前情节的离谱还只停留在电影层次的话，那么后一个奇境般的故事已非虚构所能及，它属于事实。
到2004年，1980至1989出生的一代从24到15岁不等，为了分类和总结的方便，评论界统一将他们视为平均17岁的少年来批评。尤其是当一位年数已高的作者写出一部15岁心智的柔弱小说后，情感指数的提高、成长年龄的推迟，已经成为大多数持有八零后出生证明作者的创作信条。文学界似乎愿意看到这些，他们乐于将一个20岁的男作者仰望天空忽而笑忽而哭这样的奇闻变成一种流行，他们对流于咖啡厅、地铁、步行街这些貌似爱情的故事颇为感兴趣，相反他们不愿意看到具有洞察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20多岁的青年应该写的，因为他们知道八零后的作者都是心智低于17岁的少年作家。
于是成熟被当成略带狂妄的自作聪明，滥情则变成感情丰富，煽情被理解为文字的渲染，而失去思考和判断力的愤青，则被视为最成熟的作者。这些图书的出版使文学呈现出异常艳丽的景象。一夜成名的欲望，乞求暴富的书商，相互追风的媒体，应该没有什么比前文提及的电影名词更合适地来形容这幅迷香四溢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