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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外面的男人。因此对第一个男人，由于他是历史人物，跟我们有距离，我觉得只需从一个概念中寥寥数笔点出来，点出他的味道就行。总之他是一个上海的、玩弄女性的、电影制片厂的老板，这个比较容易。第二和第三个男人也同样很难写透，很难通过这些男人写出复杂的人性来。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集中去写那个女人，写那个女人的心态和她与她妈的这种参照关系。你可以在里面使劲挖掘她和她妈的戏，这多有意思。你不要把她妈写成一个慈禧太后，也不要写成一个失落、麻木和迂腐的概念人物。虽然她妈是从旧时代过来到今天的一个代表，其实她也不是一成不变什么都反对的。她对爱情的那种特殊的感觉和看法，其中有腐朽的东西，也有她看得非常透、非常准确的东西，还有她真诚的东西，还有她的梦嘛。最可贵的就是她有她的梦想，她始终生活在她的梦中。原著中这一笔很重要，你们现在好像把它抹淡了。她老是后悔：当年我要是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了，到了最后她都不知道那是一种必然，这就是一种女人的梦。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人就是因为有梦，所以才有动力。我觉得人的梦想是人的动力。所以你应该紧紧抓住原著中写妇女这个点，不是写女人和男人的爱情，而是只写女人，让爱情和男人都虚一点，在这一点上你现在不是很明显。甚至我主张这个老太太不要换演员，你让这个女演员一直演下来。当然这样有一个如何分身的问题，有一个替身的问题。
侯：得考虑对手戏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时候也尽量想在她们母女关系上多写一点，小说上提供的所有这方面的东西都用了。目前第三段不理想，第三段实际上就是想写祖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想不出这个关系究竟能再有什么戏，不知道这俩人还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就要发挥自己的经验，不能从原著中拿了。咱们自己跟咱们的父辈有多少故事呀，老辈人有多少观念与我们不一样呀，这需要大家再去找这方面的感觉和细节。
侯：而老年的外婆因为一生的梦想，与外孙女两个人之间的根本冲突在哪儿？
首先我觉得，她妈根本就不爱这个女儿。当年她一心想跟着那个电影老板当电影明星，当阔太太。她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只想用这个孩子拴住男人，谁知道弄巧成拙。就因为生下这个女儿丢掉了那个大好的机会，继而丢掉了一切。所以她骨子里会恨这个孩子，她会觉得这个孩子是个祸根。我觉得她生女儿养女儿不是出于爱这个孩子，而是作为很对立的一个妈的身份，虽然不说但大家都明白。同时这个孩子长得很像那个男人，这就很有意思，这是前两部分的人物关系。第三部分就是相反，她很喜欢这个隔代的外孙女，同时两人又有矛盾，但并不是本质上有什么冲突，而是在与男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这么处理：因为她不相信男人，对所有的男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看法，她只要一发现孙女的男友就不高兴，所以这种东西特别容易产生戏。我觉得这样绝对比直接写跟男人的爱情要好得多。爱情还是按现在的笔墨来写，但要再虚一点，至少减一半的戏，这样倒把一些复杂的东西简化了。因为首先，咱们都知道“性”你是不能充分表现的，如果这三个人物都有“性”的展现也会很有戏，但是此路不通。再就是写政治、写社会，写三个不同时代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变迁下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也不行，你又不是拍地下电影。所以，把这个戏转到家里去，把社会背景往虚处转。当然你还要有深入一点的戏，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这样就更有味道，就更像一个文艺片了。
侯：我看了贾樟柯的《站台》，我觉得他对时代的敏感，特别值得钦佩。因为他关注的那个时代不同于咱们成长的那个轰轰烈烈、大起大落的时代，而他成长的时代的特征变化特别的微妙，他对那些时代和生活的特征非常敏锐地感受着，表达出来。有很多都是被我忽略了、忘却了的。但是偏长了一点。
我的看法跟你差不多，贾樟柯对小城镇生活、对底层人物细节上的把握比较好，看似不经意地展示了很多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细节，他的状态特别好，状态特别的对。但我还是有一点儿不满足，我觉得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做得比较好。《童年往事》中凝聚出的那种很浓厚的感觉，产生了作品的升华，《童年往事》的升华感很强。
导演手记张艺谋剧本修改意见（3）
质感的细节与主题定位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三个故事的戏就要在这些有生活质感的细节中产生。两个人女人之间的细节，包括说话、吃饭、睡觉这些细节，你得把握好这些东西。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避免只是罗列这些有时代特点的细节和它们的关系，避免把这个关系就搁在这儿，而没有更深的东西了。说白了无非就是你们要找一个形而上的东西把它更强调出来。这个我是不能坐在这儿胡说，我只能帮你理理这个故事和人物关系。你要和编剧讨论这个故事最感动你的是什么？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如果落在女人命运上，这就是你要说的话，这个话要通过这三个故事强调出来。但不要说一个老套的话，要尽量说点有意思的，说一个别人没说过或者说得少的话。比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这种话实在没意思，不如不说。《英雄》是武侠电影，在这种类型片中，通常都会说到扬善抑恶，报仇雪恨，或者再加上感情之类非常简单的话。甚至《卧虎藏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在《英雄》里说简单的话，也不是什么大标语，但我觉得是在以往的武侠片中不常说的话。这话也许在文艺片中可能显得稚嫩或是老话，文艺片中说的话当然要求深刻得多。所以在你的电影里也要找一个不常说的话谈妇女命运或者时代变迁，还要尽量深刻。《活着》说的话是余华小说本身就说出来的，好像是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无奈。我们就拼命的强调这一点，我们在无奈中增加了一些幽默，多了一点苦涩感。而《红高粱》说的就是那种热情，那种生命态度。
侯：我想探讨的是女性对自己生活的把握，不管时代怎么变迁生活都是在继续的，如何对待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梦想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你是否必须说到在新时代她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了？这是你这问题不好说的地方，你只剩这一句话了，你怎么说，就是你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到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她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坦率地讲你不能说出别的出路来。
侯：就是女性的自我意志、自信自立，消除对男性的依赖心理。不要将自己的生活依托在男人身上。男权社会所有的情感关系几乎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太多的女人都是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对一个男人的信赖基础上，可是又有多少男人真正值得信赖？一旦这种信赖丧失，女性的“美好”生活就会随之土崩瓦解。
那你强调的就不够，我看这一稿好像在说社会的原因。有歌颂新社会的比较正面的社会影响的东西。（侯：社会的因素现在还是写多了。）如果你要从女权的角度去强调妇女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意志，不依附于男权社会，如果是这样，就要减弱政治的因素，减弱社会变迁带来的那些大的变化，集中去描写人物。但是现在你的力度不够，就是说这个女孩发生的变化不够。你现在写了一些解放初期她受教育什么的，我觉得很容易让人看成在写社会的变化，歌颂新社会妇女命运的改变，也就是毛主席的新旧社会两重天，妇女翻身得解放。不过你要是真这样写的话，也是一个保护伞，也不是坏处。
侯：第二个女人基于上一代的经验，特别想控制自己的男人。她似乎觉得控制自己的男人就等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把这两个东西模糊地统一起来，所以她觉得丈夫邹杰的一举一动都有问题。当得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后就更加怀疑，后来不但害了丈夫，自己也疯了。第三个女人就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无论小杜想跟她结婚也好、不想跟她结婚也好、最后要离婚也好，都根本不能影响她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态度，不为所动。最后独自生下孩子以后，男人也回来了，就是这么个线索。
我知道你这故事是怎么样的了。还有她跟她妈这事儿很关键，现在还不大好。（侯：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最严重的，我始终在跟编剧想这个问题。）如果技术上解决不了的话，还得再找一个老演员来演她妈。
侯：我认为现在最缺的就是母女之间、祖孙之间的这种爱恨关系。要生活在一起，扭在一起，可是两个人心思又完全不一样，有矛盾、有恨又有爱。
关于母女和祖孙关系
我老觉得不要把这个老太太留到最后，在第三个故事中间死掉比较好。后面这女孩的人物感觉就很好，你可以集中写这个女孩，关键看你怎么弄戏了。
侯：现在基本就是这样的布局，老太太临死前给她留了一个遗愿，老太太死后就是她生孩子的过程了。现在遗愿这点写得还不够到位。
我主张让老太太跟她一对一的那种戏不要特别长，而应该写她们俩人之间的或者说是家里面的一种气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居住条件还不行，那时我们不能从老房子里搬出来单独住，也不敢在外头住。跟现在不一样，小年轻可以租房子或买房子单独住。所以她必须回家住，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她们住在这个老房子里，家里面永远有一个气场，就像当年这个老太太（茉）在外面演戏，孟老板给她开了两天房就是一个大事。后来她被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