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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她醒了过来。头上都是冷汗。我这是怎么了？她想。这个梦，她回想着，她做过的，一模一样的梦。还是在新婚的时候，当时是丈夫把她拍醒了，她给他叙述了梦境。“一个梦而已。”他拍拍她，“没事了，睡吧。”
两次做同一个梦是什么意思？她努力回想着，其后发生过什么事？想不起来了，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她打开灯坐了起来。孤灯只影。午夜梦回的那份孤独，虽然不是第一次体验，但是，此刻更增添了一份惊恐和凄迷。
“我为什么总没有安全感呢？”她想。这么多年，她煞费苦心地奋斗，一点儿一点儿地争取她想望的东西。她有过婚姻，现在她也有稳固的地位，是个权力很大的国家机关的副处级干部。对于她这个外来的、没有可炫耀的文凭的女人，这就算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她没有安全感，从始至终，她没有安全感。没有真正的朋友，现在的人，谁不是在窥探着别人？在正科提副处的争夺中，她知道身边身后有诸多敌意与议论。但是，管它呢！这个世界是强者的世界，只要你有了权力和地位，就会有人匍匐在你的脚下。不管他背后怎么说，当面，他还得逢迎和奉承。权力增添了她的自信和安全感。那么为什么，她还经常环左顾右充满疑惧？
她点燃了一支烟。烟，她极少抽。
童年是她永远摆脱不了的噩梦。她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血液里有一种卑屈和低贱。即使是在她趾高气扬的时候，她也常在不经意间瞥见那个卑贱的影子。一人在家，有时她会故意地蓬头垢面，贪婪地放开大吃，那个时候，她的心情总是很恶劣。
又想起了母亲。“我恨你！”她在心里恶狠狠地说。
她与她的母亲之间似乎有天生的敌意。而比她小两岁的一对双胞胎弟妹与她在家庭地位上的不同，她从骨子里都能感觉出来。母亲经常责骂或责打她，这个时候，她总是怒目而视，母亲就会骂：喂不熟的狼崽子。有一次她回嘴：我是狼崽子，你就是母狼了。母亲气得大叫：我可没福气生出你这种狼崽子。那时她心里突然有一种模糊的东西闪过：对！我不是你生的！我知道我不是你生的。瞧你那副嘴脸，你生得出我来吗？一直站在旁边不哼不哈的父亲这时上来猛给她一巴掌：我叫你胡说八道！我们辛辛苦苦生你养你，就是让你同父母来作对的吗？父亲过去还从未打过她，那一天，她跑了出去，在学校的教室里度过了一个夜晚。
一个周末，父母带着弟弟出门了，让她在家里带妹妹。一整天家里没人，她觉得十分放松和高兴。她打开那只母亲在一年中只在大太阳天翻晒时才打开的樟木箱子。箱子里面有几件各种花色的绸缎旗袍，有两块缎子被面，两条针织披肩，一件花布的一件纱的布拉吉。她拿出来，一件一件地在身上比划，她是如此地喜欢这些东西。这两件布拉吉，她在照片里看母亲穿过，那个时候，母亲还算有点姿色，而这些旗袍，难道母亲也穿过吗？这么漂亮的东西，想想母亲现在那水桶般的身子，那肥肥的一步一抖动的屁股，那黄胖黄胖的脸，她心里有些蔑视地想，她有配穿这些东西的时候吗？
兴致勃勃地翻弄这些东西，她心里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这些东西，我要比这些东西更好的东西，我要享受这世上的荣华富贵，我要让你们后悔，你们曾经这样对待过我！
那一天，她还很高兴地要为妹妹团子梳头打扮。她把团子的头梳成这个样式，拆了，又梳成那个样式，团子疼得哇哇叫，不让她梳了。她又建议团子玩演戏：你装成地主家的丫头，现在，你犯家规了，我要把你绑起来。她把团子的身子绑在椅子背上，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她心里突然升腾起一种虐待的亢奋，她再继续做下去：把团子的脚也紧紧地绑上了，又往她嘴里塞上一块手帕。“就是这样子，”她说，“过去地主对丫头都是这样的。”但是团子的脸开始变色，眼里露出惊恐和愤怒的神色，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出来。
她把团子放下来，团子赶紧就躲了出去。从这一天起，团子再没有同她接近过，总是尽量避开她，一副害怕和冷淡的样子，直到去世。团子只活了十岁，她从生下来体质就弱。认真说起来，她是挺温和的。这件事，她心里有内疚，而更让她惊奇让她害怕的是，她发现了自己心中隐藏着一种狂暴和恶意。但是她又想，父母宠你爱你，凭什么你就比我高贵？就算受了一点委屈，那也不用装出一副小姐样。团子夭折后，那点内疚倒真的成了一块硬核梗在心的一个角落里。
那点内疚并没有阻止那种恶意在她心里滋生扩大。她是那么容易愤恨，那么容易就产生一个愤恨的对象，心，总是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中。
心里总是冷冰冰的。得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容易，而要失去，则可能是瞬间的事。她警惕地护卫着，护卫着已经得到的；她不断地窥视着，窥视着可能的机会。活着真累。
可是，不这样行吗？
第一部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她上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正是如火如荼。小学三年级就停课了，1969年，毛泽东一句“复课闹革命”，他们这些三年级小学生就直接跨进了中学的课堂。能学什么呢？学工，学农，学军，倒是什么都学。不过，她觉得她学到了一点最重要的东西：吃苦的能力和把握时机的能力。
入团是她把握住的第一个时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刚刚过去，共青团组织刚刚恢复，他们这些刚刚够上入团年龄的在校中学生，谁不希望成为第一批共青团团员。但是据说第一批一个排只发展一两个（那时中学也按军队的班排连编制），从各方面来说，她都是根本排不上队的。那时，学校同全国所有的单位一样正在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大挖特挖防空洞。热热闹闹地集体到山脚下去挖洞，对十来岁的学生来说，本来就够刺激够好玩的，何况更有一重神圣在里面：是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的政治任务。身强力壮的男生在洞里面挖——不断地往山的肚子里面扩展，其他的学生往洞外运土。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兴致盎然，谁也没注意谁。但是她却注意到了，她注意到了校工宣队队长老张。老张总是跟着他们这一个排劳动，每个星期五下午，他准来。
她找了一对大簸箕。那一天，老张果然又来了，照例是高高兴兴地给大家鼓劲，一副大担子挑土。她把簸箕装得很满，每挑到山洞外，先歇一下，等看到老张的身影向洞口走来，她就马上挑起担子起劲地走起来。这样，在熙来攘往的挑土人流中，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在老张的前面。担子毕竟太重了，这样挑了一段时间，她觉得腿直打战，肩膀钻心地疼。“咬住，咬住。”她对自己说。她咬着牙坚持着，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了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终于，她听到了那声呼唤：“王亚珂，”老张赶到她旁边，“你的簸箕太大了，你这样干会受伤的。”老张帮她卸下担子，“哎哟。”她忍不住叫了一声。
肩膀磨破了。“你这孩子，干活不是这样干的。”老张的批评里明显带着赞许与心疼。“您不是总对我们说改造世界观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要在劳动中磨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吗？”她一脸的虔诚与天真。
第一批入团的团员名单公布了，一连二排四十八个学生只有王亚珂榜上有名。这是一个大冷门，同学们不知所以议论纷纷。她笑了。
进入部队文工团是她把握住的第二个时机。那与入团是同一年的事，初二下半学期。得知部队文工团到市里几个中学挑选文艺女兵的事时，她正在一座高山上的校办农场劳动，离学校有大半天的路程。那一天，两个去山下买菜的女生回来议论，她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知道了，这个挑选，只还剩两天的时间。
所有的女生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只是倾慕地感叹一番，谁也不敢把这件事与自己联系起来。本来嘛，文艺女兵，这哪是平民百姓能企望的事，就算是公开挑选，一个市几所中学只挑选两个，万里挑一，也早就有一大堆有背景的人在候选了。
她偏不这么想。有后门的早就走进去了。这次既然公开挑选，他们总是想挑一些真正能跳能唱，真正条件好的。有机会，干吗不去碰一碰？在校宣传队，她总是跳主角，而且她知道她长得漂亮，尤其是笑起来之后，镜子不会欺骗她，人们的眼神不会欺骗她。也许她就能捡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干吗不试一试？！
问题是她怎么赶下山去。如果还有两天的话，她今天晚上就必须下山去。这条山路，就是白天她一人走，她也害怕，何况现在天已擦黑。不！她必须下去！怎么样她都得下去！
那是他们吃完晚饭不久，山上蚊子多，男生与女生都各自待在他们用艾草熏过的屋子里打扑克或讲故事玩。那时正在流行“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的故事，班里的故事大王牛芸在绘声绘色地讲着，所有的女生都听得极其入神──除了她，她的脑子正在飞速转动。“这时候，他看到了一双绣花鞋，”牛芸自己也极为紧张和兴奋，在高峰处她咽了一口吐沫，故意地作一停顿。短暂的屏声静气的寂静中，“哎哟，”她的突发地呻吟起到了爆炸性的效果。待看清是她在抱着肚子缩成一团呻吟，女孩子们纷纷围到她的身边，“你怎么了？”她们七嘴八舌地问。
闻讯赶来的班主任张老师喂她喝下去一杯热水。“也许是阑尾炎。”她声音微弱地说，“我弟弟得过这个病，也是这样突然疼起来的。医生说，要是晚一点送到医院，阑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