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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吗？”
高枫听我开玩笑的说完，表情变得很沉重、有心事的样子。于是就不再说甚么话。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因为住得近，所以共乘一部出租车。在车上，他开口跟我说：“安哥！你说的没错，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身体”。
我说：“是吗？你看起来还挺精神的嘛！”
他说：“那只是看起来，最近我觉得呼吸一直很不顺畅，到医院照了片子，好险没有检查出甚么大问题。所以这一阵子我常慢跑锻炼。”
我回过头对高枫说：“没事就好，唉！你我都是苦命人！人家王菲搞专辑只要专心唱歌就行了，哪像你我搞唱片，又要做词又要作曲，还要制作，非得要这么拼命干，人家才会赏脸听一听咱们的歌。”高枫接着我的话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苦命人，除了音乐之外，今年的专辑封面也是我自己设计的，风格很前卫，保证吓您一大跳！安哥您看了也许会觉得很不吉利，我告诉你：那是我最近做的梦，我最近老是做那种不吉利的梦。我想干脆把梦中的画面设计出来当作封面算了！”，我说：“那我就祝福你啦兄弟！大家加油，保重身体啊！ok！”。（在高枫死后，我看到了他的梦境——唱片封面。它的确令人感觉很不舒服，尤其是高枫头部插上萨克斯枫的那张照片，竟然与高枫临终时的状态如此相似，只不过头部插的不是萨克斯风，而是呼吸管罢了）。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下）高枫的最后五分钟 （3）
高枫说：“我很后悔！”
2002年9月15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北京李姓友人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声音十分沮丧而急切：“安哥！你快来吧！高枫不行了！他说在临终之前想要见你一面。”我一时还没会意过来，便上了车直奔北京“协和医院”。我和当时知道高枫病危的消息的朋友一样，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一进协和医院的加护病房，我碰到了金铭，她红着眼眶不发一语。还有带着墨镜的田震，倚靠在一边的墙角，等待着最后的消息。医院大厅里人来人往，高枫的亲友们围着高枫的父母，用语言、肢体乃至以任何形式来安慰他们两位老人家即将面临的丧子之痛！
我走向前去向高枫的父母表示慰问。高枫本姓曾，叫曾焰赤，所以我就叫高枫的父亲“曾伯伯”。曾伯伯跟我说：“太年轻了，唉！我最不甘心的就是焰赤才三十二岁！昨天他才跟我们说要到“协和”住院，今天医生就宣布了死刑！我们在心理上一点儿都没准备。”曾伯伯边说边掉泪。曾妈妈则是整个人瘫在亲友的身上，无法言语。我真切的能感受他们失去挚爱之痛。就在三个月前，我的母亲因为脑溢血，医生告诉我们妈妈恐怕过不了今晚！当时身在北京的我恨不得能有双翅膀立刻飞回台湾见我母亲的最后一面！很幸运的，妈妈被抢救回来了，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到几乎失去母亲的痛苦，一直到了今天，夜里还常做恶梦：梦见妈妈又过去了！
在妈妈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的一些北京好友怕我想不开，常过来陪我说说话。高枫也曾安慰我“想开一点吧，安哥！”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就在三个月之后，我竟然要反过来安慰高枫的母亲“想开一点儿！”
进了病房，我看见了高枫，脸上还戴着氧气面罩，但意识还很清楚。高枫看到我来了，露出一点喜悦的表情，我坐到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然后对他说：“兄弟，现在感觉怎么样了？”高枫的气色看来很是红润，真不像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人，不过高枫的眼神显得有点忧伤，他拿下氧气面罩对我说：“我很难受，呼吸很困难。”然后用一种期待的口吻问我，不！应该说是哀求，他说：“安哥！你可以帮帮我吗？”我听完他说话，我的眼角便泛红了！我何尝经历过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当医生表示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又能帮高枫甚么忙呢？我认为高枫要我帮忙的主要原因，是我既然能通过易经推算出他有此一劫，我可不可能也利用易经帮他化解这个劫数？我不能！尼采说：“人的终点就是神的起点！”，此时此刻只有上帝和医生能帮高枫的忙。虽然我在病情上无法帮上高枫一点儿忙，但是我应该在心情上要给予高枫一点儿盼望！对于他来说，此刻的求生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刻我不能再直言无隐了。我握着高枫的手，在他的耳边说：“高枫，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点点头表示有。我再问：“我知道你现在说话很困难，我问你甚么，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OK？”高枫点了点头。
“你是佛教徒吗？”我问。
高枫摇头。
“基督徒？”
高枫还是摇头。这时高枫自行取下了氧气罩，小声而吃力的告诉我：“我对道教比较有兴趣。”
我听了之后，对他表示我知道了。大凡一个人临终之际，若是有宗教信仰，就应该以他的宗教信仰为他祈祷祝福。我知道了高枫应该算是道教徒之后，我告诉高枫：“再过不久，你将陷入昏迷，会看不到我们，但也将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境界！请你记住：不管你看到甚么？你都要选择光明的，远离黑暗的。记住！一定要选择光明，懂吗？”。
我这么说，是根据古老的《西藏度亡经》的记载：人在临终时，会有不同的境界现前。所谓“境界”，主要是光！不同的光代表着不同境界的接引：光明代表天堂，而黑暗代表地狱，我当然盼望好友高枫能选择天堂之路，然而在当时，我说光明与黑暗，而不说天堂与地狱，主要是不想刺激大家的情绪，尤其是高枫的家人，好象我黄安在宣布人家的死刑，把大家对高枫的最后一点儿希望都给抹煞掉！但我更不愿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欺骗他，说一些无谓的安慰语如：没事的啦！你会好起来的！作为佛教徒、作为高枫的朋友，我自认这样说是对的！高枫听完我说的之后，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
接着我又问高枫：“还有没有甚么话要对我说？”高枫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取下氧气罩：“我很后悔！”这一次高枫说话感觉比几分钟前还吃力。“你后悔甚么？”我着急的问，高枫摇摇头，不再说话，并开始伤心的流泪。此刻我又见到那个有“难言之隐”的高枫。但是他知道我的个性，如果真有必要，他是可以“不怕得罪我”而说个痛快。虽然我不是高枫交情最深、交往最久的朋友，但是我应该是对他最没有杀伤力的人。我认为有许多话他是很愿意告诉我的，正因为如此，高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定要见我一面，对我说一些他心灵深处的话，那些话恐怕连他的父母都未必知道，而高枫选择了我黄安来记下他的遗言、他的后悔。我的下意识告诉我：这恐怕是高枫说的最后一句话了！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人员此刻已到了病房门口。“你到底后悔甚么？”我又问高枫。我想高枫“后悔的事”，会不会与他的病情有关呢？它会不会是某个人？某件事？某份感情？某句话？高枫看了我一眼，彷佛想尽他最后的一点儿气力告诉我“他的后悔”，但是医疗人员这时却打断了我俩的最后谈话，把我请了出去，他们准备帮高枫进行人工呼吸手术。这项手术的危险性极高，在自然呼吸转成人工呼吸的时候，只要一口气衔接不上，高枫随时都会死亡。但即便手术成功，也只能延长高枫三天左右的生命。对于高枫和他的家人而言，能活一天是一天吧！高枫是早上签署了手术同意书，现在手术即将进行，于是我看了高枫最后一眼，退出了病房，在病房外焦急的等待着，心里反复的在思考高枫留给我的最后问号：“他后悔甚么？”
高枫的一位外国友人告诉我说：他曾将协和医院的整个治疗程序传真到美国最著名的医院。美方的响应是：协和医院的治疗过程完全正确而又先进，没有任何问题。在此时此刻，全世界最先进的医院也只能做像协和医院一样的处理。对关心高枫的亲友来说，这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正表示着在医学上已经没有可能挽回高枫的生命。我们有着极为矛盾的心理：我们其实是多么希望协和医院在治疗过程中能出一点错、哪怕是一点点的疏忽，都会给予人们一点在医学治疗上的希望。然而没有了！协和医院尽力了！
透过门缝，我看到了正在进行手术的高枫，他表现的是如此的痛不欲生！手术带给他的疼痛，连腿都蹬直了！当我看到高枫的呼吸节奏和人工呼吸器同步时，我知道手术成功了！但是那是我看过最不自然的一种呼吸状态：高枫像个不能自主的机器人，每一次呼吸的起伏上下是如此有规律而又缺乏人的感觉！一个小时以后，医疗人员出来了，表示手术完全成功，但病人的生命指数仍然很低，随时会离我们而去。这时高枫的父母跟我们说，现在算是稳住了病情，暂时还没有事，我们辛苦了！不妨回去休息休息，并谢谢我们的帮忙和关心。我进了病房，高枫已昏迷，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我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与他谈话的人！这种缘分我会永远记在心中。我看了高枫最后一眼，用意念跟高枫沟通：兄弟！再见了！一路好走，好走。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下）高枫的最后五分钟 （4）
怪事连连
9月19日晚上十点半，我结束山西太原的演出，正在吃饭时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友人告诉我，在几分钟前，高枫过去了！也带走了“他的后悔”——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在高枫去世后的那几天里，我不管到哪里，我总感觉高枫就在我的身边，我虽然看不
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