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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指挥。“你给我好好干，我给你升官”，这是马德驭下的基本格言。而节日期间谁来不来看他，也被他看得很重，这时候马德就觉得自己是“大哥”，如果谁不来看他，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甚至一位得罪了马德而被长时间搁置的某市负责人说：“马德特别重义气，注重感情投资，他很看重别人买不买他的账。”一个马德的对立面说：“我在马德的下面，过年过节也去看他，但是想自己也没有多少钱送给他，也就不去了，马德就会觉得是我有意跟他对着干。”
马德把这种节日期间的“孝敬”，当作了一种对他权威的“孝忠”。马德需要这样的孝敬，就像他受贿是为了孝敬更大的官一样，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种马德眼中的官场规则。
如果把马德当作一个绥化这块地盘上的江湖老大，我们也许就会理解马德，理解马德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卖官鬻爵，我们也就不会把马德看成一个被妖魔化的脸谱。毕竟，马德曾经是一个能力出众、口碑不错的领导干部，他的堕落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更与他的官场沉浮、所处的官场环境密切相关。
马德的名字后面总是伴随着中国第一大卖官案、黑龙江官场腐败等这些名字出现的。马德案件的审判已经尘埃落定，但对于马德的讨论甚至声讨，似乎仍然经久不息。自从马德卖官案出现，黑龙江高层发生震荡，随着田凤山、韩桂枝等封疆大吏的落马，马德的名字在2005年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其曝光率甚至超过了他的上司田凤山和韩桂枝。
在黑龙江的官场中，马德其实只是官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因为他是这个链条中腐烂得最严重的一环，因而腐败链条从他这里断裂，由此牵出了田凤山、韩桂枝，以及数百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并由此揭开了黑龙江官场的腐败盖子，让人们误认为黑龙江官场已经变成了一块烂掉的土豆一般。其实，马德以及那些落马的官员，不过是土豆上一块小小的冻伤而已，剜掉冻伤，土豆依然，不过，土豆上的伤疤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
江湖需要马德，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马德这样的官员。
让我们看看这个官场江湖中的马德，以及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
在讲述马德江湖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马德的简历：马德，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乾丰镇。1968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0年12月入党，先后任黑龙江省革委工交办秘书，省经委秘书、副科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
第一部分 官场劫马德江湖：生于乡野，不安贫贱
在黑龙江省的版图上，离牡丹江和绥化都不太远的黑龙江省中部，有一个克东县，它因位于克山县之东而得名。克东县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带，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尽管这样，克东县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地不载方志的贫困县。直到马德的出现，克东县才在一夜之间，传遍了黑龙江省，传遍了全国。
克东县出名，是因为从克东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以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出名的马德。
马德1949年11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8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4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
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10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30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9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
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都是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
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第一部分 官场劫马德江湖：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成为革委会工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工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确有偏颇之处。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是不恰当的，何况马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
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