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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年，他译了小说《斯巴达之魂》，即想用文艺来鼓吹人民的爱国反抗精神。为了实现改良社会的愿望，他始而学医，想以此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当他发现精神上“愚弱的国民”并非医学所能救治的时候，便毅然弃医学文，决心以文艺来实现他改造国民精神的愿望。
想从研究国民性入手找到中国贫弱的原因，把改造国民性当做救国的方法，将文艺看成改造国民精神的主要武器，鲁迅的这些理解，并没有超出当时研究国民性者的思想局限。他们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一部分人民群众身上存在的精神上的“病苦”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摧毁罪恶的社会制度。相反，却把这种“病苦”看成是各个阶级共有的“国民性”，世代相袭，很难改变。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但是，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吸收了进化论的发展斗争和革命变革的观点，在思索这个问题时，便能够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上，提出了与改良主义复古主义论调迥异，而与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派思想全然一致的结论：“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许寿裳：《回忆鲁迅》，见《我所认识的鲁迅》；第19页。。这样，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与改良派的论调严格划清了界限，就是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较起来，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也带有更加深刻的特点。
鲁迅并不是注重理论上的研究，而是着力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当他一旦发现文艺是改变国民精神最有力的武器的时候，便抛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抽象思索，而积极从事文艺运动的实践了。他筹办的第一个文艺杂志，便取名为《新生》。由于同志星散，筹款困窘，尚未出世，便告夭折。两年后，即1908年，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可以看做是鲁迅探索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进一步实践。
从这些文章来看，强调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作用，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确实十分重视文艺在改变国民精神中的作用。始而弃医学文，是认为改变人民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继之编杂志、写文章，翻译《域外小说集》，同样认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域外小说集〉序》。。这种过分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是资产阶级启蒙文艺思想的特征，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如《民报》即有人鼓吹“淑移性情，莫善于词”渊实：《虚无党小史》译者按语，《民报》第十一号。。梁启超甚至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把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当做变革社会、解放民族的道路的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是不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44页。。因此，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用革命的手段进行变革之前，想通过文艺彻底改变人民的精神，从而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鲁迅想通过文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带有这个根本性的局限。
但是，判断一种思想的意义，仅仅看它的哲学实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它的实践在时代革命潮流中的作用。如果我们从鲁迅用文艺实践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角度来理解，就会看到他的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在实践中具有的革命意义了。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这一充满革命辩证法的光辉论断，给我们认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实践的历史作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当时，一些所谓的“革新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将西方的“坚甲利兵”、“制造商估”、“国会立宪”等“偏流之至”的破烂货，当作宝贝介绍到中国来，以“物质”杀精神，用“多数”灭个性；想以虚假的“民主”幌子下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制度对人民的统治。结果只能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使得“民不堪命”，更何谈“兴国”？《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在这些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和议会制度的一片喧嚣声中，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鲜明地提出并努力实践用反抗挑战的“伟美之声”，唤起人民群众的觉悟，“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坟·摩罗诗力说》。。这在实际上，就是自觉地执行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思想革命的重要任务。
努力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鲁迅当时还不能正确认识革命先觉者和群众的关系，对群众的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抱有一种愤激的情绪。他批判一些资产阶级庸众和不觉悟的群众“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形成了一种“无上征，无希望，无努力”的保守苟安的精神状态。这里所批判的“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不获则劳，既获便睡”《坟·摩罗诗力说》。的“不撄”之民，固然主要指的是骑在人民头上害怕人民群众反抗的“庸众”，但也包含了鲁迅对人民群众不觉悟的愤激之词。这些愤激之词里，有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影响，也流露了他深沉的爱国心情。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痛心地感叹俄罗斯人民的悲苦命运时，曾经写道：“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并没有因此责备车尔尼雪夫斯基，而是在他如此愤激的呼声里，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因“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中间缺乏革命性而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伟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卷；第610页。。列宁的这个评价，可以启示我们正确认识鲁迅对群众的愤激之词的真正原因。
但是，仅仅愤激于群众的落后，对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回答：“群众落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当时思想界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立宪民主”的保皇论调，抵制群众的革命运动。这一点，当时的《民报》就曾指出：“《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1906年；《民报》第3号号外。可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见得高明多少。他们认为，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而革命成功以后，还不能给民众以权利，要好好“教训”他们几年，才能由“训政”而施行“宪政”。当时的鲁迅，既不同于改良派仇视人民的态度，也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漠视人民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全然不同的回答。
鲁迅鲜明地提出了“立人”的光辉思想。他说：一国的强弱，“根柢在立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显然，鲁迅这里所谓的“尊个性而张精神”并非他所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立人”最后达到“兴国”的一种手段。鲁迅自己明确地阐发了“立人”思想的革命内容：“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已兴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鲁迅所追求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的思想同启发广大人民群众民主主义革命觉悟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一点，恰恰是鲁迅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群众落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上区别的重要标志。在鲁迅看来，因为群众落后，所以要解放个性，发扬精神，首先造成大批“精神界的战士”，让他们去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唤起他们革命反抗的精神。在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因为群众落后，必须由自己“包办革命”，只能对人民实行“训政”，等待“训”好之后，才能给他们以权利和自由，即所谓的“还政于民”。鲁迅的回答，虽然过分强调了个人精神解放的意义，过分强调了“先觉之声”的作用，但是这同尼采鼓吹的“超人”反动学说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迅深刻地观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末产生的流弊。由于资本主义物质与金钱在人与人关系中间的深刻影响，使得现实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于是“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坟·文化偏至论》。。同时，鲁迅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民主的虚伪。他们打着“多数”的幌子，残酷镇压反抗者，“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的“非物质”，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物质金钱关系的否定，“排众数”，实质是反对依恃“多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虚伪民主。这同尼采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统治的“超人说”的反动政治目的根本不同，而是表现了鲁迅渴望以精神界战士的个性解放进而达到唤醒群众觉悟的革命要求。鲁迅主张的“先觉之声”，是能够“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