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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夜未央，阒然无声的中国，要尊个性，张精神，进行启蒙的个性解放运动，鲁迅以为只有依靠少数精神界战士，“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由他们“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所期望的精神界战士，在品德和行为上有着独异群俗的特点。他说：“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在清朝封建专制下，鲁迅期望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争天拒俗，”“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的摩罗。这鲜明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
鲁迅推崇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也与他追求理想的人性有关。从鲁迅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都有着真诚的愿望，追求进步的理想，有着为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精神；他们都蔑视偶像，反抗世俗陈习，不顾毁誉，行其所行，“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他们都“贵力尚强”，“无不刚健不挠”，有着“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斗争精神。他们有意志，有毅力，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才是社会栋梁，将来的柱石。鲁迅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斗争发展中，摩罗精神最为雄杰伟美。因为“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坟·摩罗诗力说》。。人若没有这种精神，就会怯于斗争，畏于进取，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活力。可以说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正是鲁迅早期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性。
面对着清季凄如荒原的华土，鲁迅热切地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出现：“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在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坟·摩罗诗力说》。他期望通过少数的精神界战士，进行启蒙的个性解放运动，使中华民族能够发扬蹈厉，振奋精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途中，迎着狂飙怒浪“恃意力以辟生路”；实现他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坟·文化偏至论》。的社会理想。
鲁迅期望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不是出于大国主义思想。他主张世上各个民族能协同前进，自由地生活，他反对国家强盛了就推行霸权：“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他认为中国强盛了也不应是“搏噬无辜之国”，而应“颠仆压制，去诸两间，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从个性解放到人道主义，是鲁迅“立人”思想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也是他“立人”思想的内容。
鲁迅“立人”思想的意义
“立人”思想，是鲁迅早期思想中核心的部分，是他早期的哲学社会思想的集中反映。它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祖国的命运严肃观察思考的产物，有着时代的内容。从时代的要求上看，当时中国需要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鲁迅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不同于政治家，而是表现了启蒙的革命思想家的特色，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首先，当时的政治家考虑的多是政体等问题，而萦回于鲁迅脑际的是“人”的问题，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认为：国家的强盛，“根柢在人”，人是一切的根本，其他都是枝叶，是从属于人的。他始终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关心“人”的命运，尊重“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当然，鲁迅是赞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革命的。虽然他在这方面论述较少，但从他对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的革命业绩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中可以得到明证，他只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看问题罢了。他由此出发，通过自己切身的感受一再谈到旧中国是个“将人不当人”的地方，“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如果“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人们便要心悦诚服”《坟·灯下漫笔》。。
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与愚民政策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精神必然是禁锢萎靡，毫无生气，奴性十足，缺乏“人”的自觉意识，而国家、民族也必然日趋衰败。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大声疾呼“立人”，这显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意义与启蒙意义。
其次，当时的洋务派有的提倡“制造商估”，有的“竞言武事”，他们都忽视“人”的工作，忽视人们的精神革命与思想启蒙。鲁迅认为他们是“抱枝拾叶”，丢掉了根本。因为没有人的觉醒，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其他种种办法都难以实现，甚至会阻碍“人”的发展。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鲁迅“立人”思想确实是高瞻远瞩，抓住了根本。
再次，鲁迅的“立人”思想，虽然不免带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他洞察世界之大势，为了引导国民“不后于世界之思潮”，而提出“立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深入探究中国之国情，“弗失固有之血脉”，摸索着改革中国现实的途径和方法。这就使他的“立人”思想，成为适合于中国国情、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颇具现代性、独创性和远见性。
鲁迅的“立人”思想，涉及人性、民族性、阶级性等问题。他在有关的论述中，提到了人性和民族性，就是没提阶级性。20世纪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不可能掌握唯物史观。鲁迅同当时其他的先进人物一样，也是向西方寻找真理，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就是受到了西方的进化论、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尼采学说的某些影响。对这些西方学说，他是抱着为我所用的态度，针对中国的国情，加以选择、吸收、融合，变为构成自己“立人”思想的材料。因此，他的“立人”思想也就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青年鲁迅，不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问题。例如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是“古性伏中”，兽性的显露，而不是从帝国主义经济制度上进行分析，显然不当。他的“立人”思想，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人性、民族性、阶级性的相互关系。他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对“人”对“个性”缺乏阶级分析，片面地强调个性解放，发扬个人内在的精神力量进行自我改造。他没有认识到人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而改造客观世界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阶级的力量。因此，“先改造个人、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实践，是发展变化的。“五四”之后，鲁迅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与人的个性都带有阶级性，不能抽象地脱离社会实践来谈“立人”。到了后期，他更是把“人”的改造和解放同社会的改造和解放密切地联系起来，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解放了社会，才能解放了自己，使人性臻于美善，使人类彻底解放，实现从人性的异化到人性的复归，在莽莽尘寰上，实现真正的“人国”。鲁迅的“立人”思想终于有了坚实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立人”思想的发展。
（选自《鲁迅论稿》）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1）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些研究论著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它，但都缺乏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想就这一思想的产生及其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影响，作一点粗略的分析和考察。
一
所谓“国民性”，即“民族性”，原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概念，最初运用于民族问题的研究，以后又扩展到各民族文学艺术的鉴赏和批评的领域。19世纪，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才成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法国19世纪批评家泰纳（H A Taine 1828～1893）的《艺术哲学》一书，就系统论述了“种族、环境、时代”是构成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三个要素。此后，文学与民族性的关系便成为许多文艺批评家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国民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它指的是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一些研究者认为，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光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第2卷第6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