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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前期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有着互补关系，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曾经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五四时期仍然强调先要改造国民性，解放人性，才能改良人生，改良社会，实现人道主义理想。因此可以说他前期的人道主义并非集体主义而是与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实践证明，个性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鲁迅大声疾呼改革国民性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他尽力为别人做事，结果却遭到责难与迫害，使他感到孤独、愤激之余想要报复，这就同人道主义发生了矛盾，于是个人主义的消极因素抬头了，悲观主义加深了，而人道主义思想却消沉了。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由于鲁迅的民族使命感和人道主义思想极其深厚，已经化为他的血肉，所以他经过激烈的斗争，两种思想“消长起伏”，最后还是人道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促使他继续前进。
1927年以后，鲁迅终于在事实的教训之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学会了辩证法，在反革命的“围剿”中英勇奋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人生哲学（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他的整个世界观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演变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青年时代：从18岁到30岁以前。鲁迅作为一名寻求个人出路而又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开始形成自己的以奋发、进取、乐观、向上为基调的人生观。如他在1900年写给弟弟的诗中所说：“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此处所谓“文章得失”，可以看做是泛指人生前途，“不由天”，就是要弟弟们努力奋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03年，鲁迅东渡日本求学后写下了著名的《自题小像》，“我以我血荐轩辕”，不仅表达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强决心，也标志着青年鲁迅人生观趋于成熟。
不过，鲁迅与当时其他青年有所不同，他一方面深切感到国家积弱受人歧视的痛苦，另一方面由于家庭“从小康到破产”，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早就刺伤了他的心灵，因此鲁迅思想感情比一般青年更加深沉，具有较多忧郁的色彩，在乐观之中蕴含着悲愤感伤的因素。
中年时代：从30岁到45岁。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地坏下去，个人的遭遇也日益艰难，这个时期鲁迅思想上悲观、颓唐的因素逐渐增多。早在1912年所写的《哀范君》三章中就发出了“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的感叹，甚至悲愤地说：“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把自己的生命也看得无足轻重。
1923～1925年上半年是鲁迅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苦闷的时期，面临着生活上、精神上的严重危机，有时发展到许广平所说的“厌世”，“不想活下去了”。这一时期鲁迅的人生哲学在《野草》里写得相当鲜明而深刻，本文在前面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到1925年下半年，鲁迅的情绪才有所好转，1926年6月终于表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8页。。1926年8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以后，又谈到自己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这实际上是人生哲学的转折：从悲观转向乐观，从绝望转向希望，从颓唐转向振作。
鲁迅当时曾经谈到为什么还想活下去的原因。“一，是世界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8页。这里所说第一个原因其实是许多进步青年对他的热爱与期望，其中特别是许广平的爱情对于鲁迅思想情绪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第二个原因“还要发点议论”，实际上就是要继续写杂文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反动的文人学者。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对鲁迅转变消极的生活态度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所以他终于下决心同许广平一道南下，先到厦门，不久转去广州，准备与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在文艺界组成联合战线，投入实际的战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此时已经克服了前一时期精神上的危机，在生活道路上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
晚年时期：从46岁到56岁。1927年以后鲁迅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者，坚信中国必有光明的未来。政治信念的确立促使他的人生哲学也发生质的变化，具有更鲜明的乐观主义精神。
与此同时，原来的人道主义思想经过扬弃也发展成为革命人道主义，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集体主义为基础，成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不把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人道主义有不同的派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它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工具”也有可能“助善而抗恶”。鲁迅在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同时，仍一如既往地重视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他批评创造社某些人“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孔，好象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晚年并非只有革命乐观主义的一面，从当时所写的书信、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仍旧时时感受到人生的痛苦，他经常诉说自己“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这说明鲁迅是“人”而不是“神”，尽管政治上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但还是有着喜怒哀乐乃至于悲凉、寂寞……种种复杂感情，他的人生哲学也始终包含着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由于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影响。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极端的社会黑暗，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他的人生哲学带有苦闷、悲观的色彩，许多作品也给人以“重压之感”。正如郭沫若早在1940年所说：“鲁迅生长在民族最苦厄的时代，他吐出了民族在受着极端压抑下的沉痛的呼声。”《沫若文集》第11卷。
其次是中西文化的影响，这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早年是以屈原、嵇康为代表的爱国主义传统，对黑暗政治的忧愤与反抗，为民请命，九死不悔的执著精神；在青年时代是以拜伦、雪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鲁迅曾说：“他原来到日本去学海军，因为立志不杀人，所以才弃海军而学医。后来因受西欧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起了变迁，又施异只能救个人和病人的医学而学文学”转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见《鲁迅回忆录》二集；第189页。。后期鲁迅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再其次，我们还不能忽视家庭、婚姻、生活遭遇这些个人的因素。鲁迅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背上沉重的家庭负担，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生活艰难，工作辛劳，处境险恶，长期患病，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也常使他感到人生痛苦多于欢乐，有时甚至陷入悲观绝望。
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尽管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充满着苦难、不幸、疾病，但他“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为了人民的幸福甘愿忍受痛苦，牺牲个人的幸福，他具有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人道主义使命感，在绝望中反抗，使他的人生哲学显出“更勇猛、更悲壮”的独特光辉，这突出地表现在生死观与价值观两个方面。
关于生死观，鲁迅在作品中谈得很多，在《黄花节的杂感》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做是高度的概括：“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因此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鲁迅全集》第3卷；第410～411页。。也正如他在逝世前不久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吧。”《鲁迅全集》第13卷；第337页。
关于价值观，鲁迅认为：“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鲁迅全集》第5卷；第373页。他热烈歌颂为人民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无名氏”；尖锐抨击那些只知追求个人享乐挥霍社会财富的极端利己主义者。鲁迅的一生就可以说是创造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创造。他逝世前的10个月里，整理出版了8本书，写了45篇杂文，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给友人写了270多封信。逝世前三天，为曹靖华的译著写了序；逝世前两天，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此时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体重只有76斤，而他所想的就是“要赶快做”。
从鲁迅一生的革命实践可以看出，他把民族社会和人类的利益看得比其他任何事情，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其人生哲学的精华就在于“创造”与“奉献”，把自己创造的一切奉献给人民乃至全人类，也可以说，鲁迅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创造文化财富，实践自己的人生哲学，达到了崇高的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这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敬仰与学习的。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