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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古树下、静观默想、能“讽见三世”、“观照一切”的“天人师”式的思想家；他只愿“执著现在”，“救小创伤”，“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他几乎是带点自豪地说，“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华盖集·题记》。。他还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同人民一起遭逢“华盖运”并与它搏斗，拼着自己的灵魂荒凉与粗糙，而同民众一起，“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这就是他的思想——杂文产生的背景和“泥土”，这也就是他的思想的力量与内涵的人民渊源、生活根基。
的确，鲁迅在思想理论的论述中，始终抓住了“人”这个根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鲁迅的思想理论从来不带抽象性，更不陷入神秘主义，这原因就在他始终不脱离现实，而他自己所说的“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一切“抽象”和“神秘”都在这“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化解了，转变为和着民众血泪悲欢的实际生活了。“国民性”“中国的出路”“社会的前途”这些抽象的课题，都被他落实于眼前的人民求生存、谋解放、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实际生活与斗争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从这些实际生活的事实中、需要中，从这中国的现时的“人间烟火”中提炼、抽象出来这些课题的。而且，在面对和解析这些现实课题时，他又紧紧抓住了“人”这个根本。理论要彻底和能够说服人，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鲁迅抓住了“人本身”这个根本，所以他的思想理论是彻底的、能说服人的。但鲁迅对“人本身”也不是抽象地、凝固地去理解的。他从救国救民的课题和他的总体思想出发，自然地把“人”具体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而且在这个“人”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孤苦伶仃贫穷愚昧的中国农民的身影站立着（阿Q、闰土等）。他的“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与这个“人本身”的命题相联的，一而二、二而一。因此，“国性民”问题也被纳入他的这一总体范畴之中了。这样，他的“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中国农民”的解放的命题和课题，就直接同中国的民主革命问题联系起来了，甚至包含了革命的动力、同盟军、战略策略等这些基本命题在内。他的高明和深刻正表现于此。但是，他又不是从政治理论、革命学说的角度来提出这些问题和做出解答的，而是从思想文化以至民族心态角度来做这些“功课”的。他作的不是“政治文章”，作的是“文化文章”。这正表明他是一位文化大师，一位“文化—思想”型思想家。
正是从上述的立场、视角的高度和深度出发，他在前期用小说和杂文，解剖、抨击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后期则主要运用杂文来解剖国民性。不过，在后期他的两点明显的改变，也是跃进与提高。其一，他越来越明确，（直至最后运用阶级分析）中国人是一分为二的。一面是压迫者、剥削者；统治者，包括帮凶、帮忙、帮闲的部分知识分子，或统称为“高等华人”；另一面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统治者，包括与他们同命运的知识分子，统称为“平民”、“下等人”。他在后期鲜明地运用了阶级观点，并以此为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其二，他在依旧不留情面地剖析、抨击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同时，又肯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国民性中积极的、向上的、优秀的一部分，这是他所说的“中国的脊梁”。这成为他后期思想中的渗进、“排挤”、去除悲观绝望阴影的亮色和火炬。“绝难破毁的铁屋子”，已经在他眼中改变，成为在苦难和斗争中进向光明的国度，并要“参与世界的事业”了。
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之外的另一面反映20世纪“中国的人生”的镜子。而由于这种反映是具有前述那些特质内涵的，所以他的思想理论，几乎可以归聚为一种人生哲学。这可以说是他的“知人论世”的文字和哲学化，即理论升华与文化结晶。但他这种人生哲学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同类哲学学说，他更侧重于对当代社会（不是一般社会）、社会——人生相（不是一般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不是一般人性）和人与人的心的相通与隔膜（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人伦关系） 以及他们的相生相克的情状与利害因缘、发展机制。他从此切入而探寻社会发展的民族——文化机制。
鲁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魂灵，部分地反映在他的杂文中了。他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视角，挖掘和探讨中国人的活的灵魂，中国人的活的人生哲学。终其一生，尤其是在后期，他衡量事物，评议问题，即知人论世，都“以民众为主体”。这是他的思想、人生哲学的基点、出发点与归宿。他称颂高尔基的话，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他曾这样赞颂高尔基：“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由于鲁迅的心总是通向人民，由于他总是体味着实际生活的脉搏，也总是体察社会的实际，也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不怕面对黑暗，不怕承认群众的落后面。因此，他总是能够自觉地抵制、批评在中国、在共产党内不断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他确实是革命的诤友。这正是他的思想家的睿智与才华的重要体现，可谓放出了耀眼的、辉照历史卷册的光华，而且至今给我们以启迪和教益。在早期，在北京时期，他就有这种出色的表现，而在后期，在上海时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鲜明了。他批判过创造社、太阳社的“左”，批判过表现在芸生（丘九如）所写的《汉奸的供状》这首诗中的左联内部（包括领导层）的“左”，也反对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左”，他还曾拒绝过李立三要他发表宣言式文章的“左”，等等。他的“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的提法，他批判以极“左”面目出现，号称“彻底”的“左”倾思潮为“毒害革命的甜药”，都是非常深刻非常正确、切中要害的，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鲁迅在后期，还以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为观察基地，对殖民地文化，对小市民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鞭辟入里、深入灵魂的揭露、剖析和鞭笞。这表现在他的后期一系列杂文之中。他们的贪小利、庸俗、无持操、嘁嘁喳喳、软弱畏葸等等品性及其形象，都被揭露无余和给予了深刻批判。如果说，他早期在北京主要是揭露批判了封建文化——心理层次的疮疤，那么，后期在上海，则除了仍旧继续这项工作之外，同时又更侧重于揭露和批判了庸陋卑鄙的小市民和“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旧疤上新生出的新脓包以至“洋疥癣”。
鲁迅思想——杂文中在这方面的“战果”和成就，也同样是反映了中国的人生和中国人的魂灵；而且其长久和深沉的意义是批判旧的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心态，并从而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和中国人的现代文化心态。
由此我们还可以说，鲁迅思想的一个突出特质是它的革命批判性，它带着强烈的批判色彩，并且在他的杂文中，使这种批判色彩，具有艺术性，具有审美特质，我们在匕首和解剖刀的闪光中，时见艺术的、美的火花迸射。
他对自己的解剖，也是非常严格的。他曾说他既解剖别人，又更严格地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他在杂文中（还有书信）曾经多次公之于世地剖白、解析自己思想的阴暗面、缺点和弱点。他的思想是在这种不断进行的自我批判中前进的。他检讨自己“中过庄周、韩非的毒”《坟·写在坟后面》。，解析自己“其实是‘破落户子弟’”《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8月24日）》。，批判自己“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他还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纠正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并且多次在杂文中公开检讨、总结这一点。这种认真的严肃的自觉的自我批判精神，并且勇于公开进行自我反省和总结，对于一位思想家和文化旗手来说，不仅是一种鲜明的特质，而且是一种高贵的品德，而为不少历史伟人所缺乏。
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最根本的思想、品德、心理的深厚根底，就是他的彻底的一贯的无私的爱国家、爱人民，这种绝代爱国者、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是他的思想达到崇高境界的根本。他一生本可安坐窗下，著书立说，养尊处优地过“纯正的学者生涯”，也可以雄踞学府、立足讲坛，当一名扬名学界的教授，但他却终身搏斗于民族解放的疆场、人世原则斗争的风沙之中。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他不重身前身后名，一直自视为一个凡人。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品德，达到了一种人性美的境界，达到了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其思想成为伟大”的真正伟大的境界。这同那些历史上身居伟大的崇高地位而却把自己的声名令誉放在首位的伟人比起来，更显得美，显得伟大。
鲁迅的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