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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这两个严重缺陷的方向发展。从1907年算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事实的教训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最后豁然贯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作了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指出这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两个主义有四点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宇宙观的不同”。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作了这样的分析：“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一再运用的把宇宙观和具体问题的结论既有联系又区别开来的观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一观点告诉我们，不重视宇宙观即世界观的分析是不对的；但是只对世界观进行分析，把对世界观的分析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把对世界观的分析和对具体问题尤其是对具体的政治问题的分析混为一谈，同样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特别是鲁迅的前期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既要从哲学上分析鲁迅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世界观，又要从政治上分析鲁迅的立场和对具体问题的观点；既要研究鲁迅前期世界观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带来的问题，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他的各个具体观点的是非。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我们都应该运用这个观点来分析问题，切忌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使鲁迅把握了分析人及其社会问题的指导性线索即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树立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无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对鲁迅思想的发展有无可比拟的巨大意义。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生动地谈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从鲁迅前期著作就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准确、充分和出色地描绘和抨击了这样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鲁迅从1925年对暴力的作用问题的正确认识开始，逐步对文艺的特点、性质和目的；人的感情和性格依存于经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共产主义等等一系列问题，掌握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1933年，鲁迅在《听说梦》一文中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样坚定的正确政治方向，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后，曾经用这样的体会予以高度赞扬：“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鲁迅书信集上·203致韦素园》。同时，鲁迅又有这样痛苦的经验和劝告：“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的论客所误。”《鲁迅书信集上·542致徐懋庸》。
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手里就握着一把犀利的解剖刀。他像庖丁解牛一样，剖析着中国人及其社会问题，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第一，鲁迅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艰苦奋斗了几十年，他是一个方面军的代表。他既有奠定中国新文学基础的小说创作，又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是在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不全面具备的，因此他关于文艺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思想，有许多独特的贡献。第二，他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独特角度和揭发隐情的深刻眼光，使他的见解独具异采。比如七论“文人相轻”，把现代中国文人的社会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这也是前此所没有的，并且至今发人深省。第三，他正确地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看到人及其社会问题中经济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因素，又不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而是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他的观点最接近生活，最接近现实，没有左的或右的弊病。鲁迅说得好：“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关于鲁迅思想如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需要许多专题研究，不是简单举例所能说明的。这里也就只好从略。
鲁迅诞生100周年了。鲁迅在逝世前不久诉说自己重病自愈时的心境的时候说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
关。”《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这就是鲁迅的思想，鲁迅永不磨灭的精神。
1981年1月，北京。
（原载《鲁迅研究》第5期）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1）
先觉者在精神原野上走得太远了，他们总是处在超越时代平均认识水平的突前位置上。他们的前卫意识往往难以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他们难逃被世人围攻、迫害的厄运，最终落入为自己的家乡甚至是为自己的祖国所放逐而四处漂泊的境地里。鲁迅留日时代写的《文化偏至论》引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段文章就是描述精神探索者的这种命运：“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史上无数的事实和自身的遭遇出发，提炼出了这样的重大命题，即：永世流浪和四方漂泊正是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精神探索者是永失故乡的“过客”。
鲁迅的故乡“情结”
热爱生养自己的故乡，是一种非常普遍、非常正常的感情。然而中国人珍爱乡土的感情似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为强烈的，这恐怕与我们民族从事农业耕作的生存方式、安土重迁的居住方式以及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伦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固守自己的乡土，执著地热爱着自己的故园。然而，封闭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难以接触和了解故乡以外那个大世界，并使坐井观天的人们排斥一切来自外乡的东西。鲁迅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答〈戏〉周刊编者信》。阿Q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嘲笑城里人烧大头鱼时加上切细的葱丝。阿Q觉得自己的故乡未庄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于是他作为乡下人获得了凌驾于城里人之上的优越感，他获得了虚幻的“胜利”。
鲁迅非常爱自己的故乡。鲁迅的故乡绍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曾出现了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马寅初等等难以计数的杰出人物；甚至连周恩来、朱自清等名流也声称自己是“绍兴人”。明末文学家王思任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明］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文集》；第195页，岳麓书社；1985。绍兴民风之刚悍在江南是少见的。
鲁迅热爱的是这个刚强悍的故乡，青年时代的他曾这样称赞绍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当然，鲁迅并没有无视绍兴的缺点，他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
1912年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不久又随教育部迁居北京，在京城单身生活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曾于1916年底回绍兴探亲。1919年底，他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把全家迁到北京，从此永远告别了故乡。这时期的鲁迅对故乡感情已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1919年初写信给挚友、同乡许寿裳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其实，鲁迅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故乡感情交恶的主要原因就是族人（本家）逼迫他卖掉祖传的老屋。这老屋后面有一百草园，那曾是儿时鲁迅的乐园。如今，这风雨飘摇中的老屋被迫转卖他人，鲁迅童年的梦想失去了寄存之处。故乡性格中“专实利”的一面日益突出，而那个质朴、健朗的故乡渐渐淡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地表。
对故乡情感的变化导致鲁迅作品中故乡形象的变化。在五四前后鲁迅的作品中，绍兴（S城，鲁镇）变成一个沉寂、冷酷的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