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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都无辜地死去了啊。看到这人民悼念总理的滚滚洪流，个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回加拿大的日子近了，临行前我们去和邓大姐告别。却是相对无言，我不愿在她面前痛哭，互道一声珍重而别了。1976年10月，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渥太华收到外国人打来的电话
，询问江青一伙是否完蛋了。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种电话呢？无可奉告吧。我们在国外确是消息断了。
过了仅仅两天，国内仍无消息。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地对文晋说，看来江青一伙一定完蛋了，否则一定有辟谣的消息。同时我告诉他，我应该收拾行装，一个人先回国了。果不出所料，第三天接到国内电报，召我一人立即返回北京。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我感到四周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关住自家的门。突然在那一天，鞭炮声在北京城内外四周都响了起来，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四人帮”完蛋了，江青一伙完蛋了！
人群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狂喜般的欢呼，喊叫：解放了，再一次解放了！我走向街心挤在人群当中，脑子里闪出了1949年北京解放时的情景，许多镜头都如此相似，而自己的心情却迥然不同。那时我还那么年轻，满怀献身革命的豪情；而今呢？内心中沉重的包袱放下了，被人民解放了！内心有说不尽的激动，眼睛模糊了，滴滴泪水映着这群群欢乐的人们。
有一天，孩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某新闻单位有张大字报，揭发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事，说妈妈是同谋，还有一张照片哩。
我听后猛然一惊，立刻又平静了，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呵。
在一份上呈件上，有人用接待单位的名义，写了有关江青会见维特克谈话的报告，在最后一段中，把参加那次谈话会见的人员名单分列两排，而我的名字写在与江青合谋一边。我把这份报告看了又看，字迹分明，赫然纸上。我好像头上被猛中一击，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我努力使自己镇静，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江青对我的辱骂，可以坦然承受，那是来自敌人的投枪；那张大字报，也可以默然置之；而这份报告呢，写报告的这些同志对自己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对接待维特克的一切情况，以及当时我们的立场态度，她们都应该十分清楚，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会反给我刺上一刀呢？我颓然地想，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或者为了什么说不出的理由就去伤害别人，难道这十年来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真会把人们正直的灵魂都阉割了吗？多么可怕的后遗症！但我仍相信事实总归是事实。
第十部分第121节： 旁听审判江青（3）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叶帅秘书的电话，叫我到叶帅那里去，心中真是高兴。在困惑艰难的时候，叶帅居然会想起我。我赶快离开家门，思绪却难以平静。十年动乱中，叶帅受尽折磨，现在也许已平复了伤痕。我搭上公共汽车，看到的也尽是欢畅的面容，也就把自己那点心事暂时忘却了。踏进叶帅的家门，一下就听到院内欢腾雀跃的笑声，已经十年没有听到这样的欢乐的声音了！入得院门看见叶帅穿上崭新的军服，军帽上的红星和红领章，闪烁着灿烂的光华。比起前两年，他显得年轻多了，脸色红润，身体健壮。他正和几个孩子在院中照相哩。见我进来向我招了招手，把我引进他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看着叶帅慈祥的面
容，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默默坐了一会儿才说：
“叶帅，我想您一定看到那份上呈报告了？”“人家可以这么说，你不必介意呵。关于江青与维特克的那次会见，你还向我谈起过哩，而且向你们的领导也都汇报了。你的态度我是了解的，我想组织上也了解的。”
叶帅这么几句话，使我十分感动，不知是委屈还是感激，泪水又流下了。
“你现在应该把记录整理出来，把当时的情况也整理清楚。江青做的坏事太多了，那次谈话并不那么重要，但作为一段历史，也应该弄清楚的。你看是不是呢？我听说你一个人先回来，会有顾虑的，才叫你来谈谈。你还没有见到邓大姐吧？
我摇了摇了头说：“暂时还是不应该打扰她。”可是这一下，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恨不得把这些年积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握别叶帅步行回家。在路上我尽力想驱散心头种种不快，除了江青一伙，我应该什么都不计较，都原谅，都忘掉。我回到家后，心中感到平静、舒畅了许多，这是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一种喜悦，胸中像展开的一片湖水，宁静、开阔。我坐在那张小小的一头沉办公桌旁，无意识地用手抚摸一下自己那已开始脱落又有点斑白的头发，这十年真是漫长呵。“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在健壮之年，而现在却忽然有老去之感！不过还应该振作精神，还可以从头开始。应该像以往一样，在经过一段挫折，遇上一段困难以后，鼓励自己：从头开始，有新的开始，总不嫌太迟的。
我集中精力，回想那一段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江青的种种行径，江青的谈话。我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同时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态度，都无保留地敞开在大家的面前，特别是在组织领导面前，让事实为自己说明一切。我摊开一张纸，把我与江青的关系，尤其是与维特克谈话期间这一段，尽我所能记忆的都一一写下来。与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并非我一个人。
过了两天，外交部有关领导，把我们曾参与维特克谈话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我们今天就成立这个材料小组，仍由张颖负责。尽快整理，向部领导报告。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看来外交部对我还是信任的。但我仍然觉得应该请求审查。我立即把我自己写的那份详细情况拿出来，交到领导手里，说明为了慎重，我请求组织首先审查我与此事件的关系。因为既然有单位或个人对我不了解，就更应审查，我所呈上的情况，每个小节几乎都有证明人或几个人同时在场，所以调查也不难。在座的几个同时参与这件事的人，颇觉惊异。我对她们笑笑，我是非常坦然的。我一边要求审查，同时也欣然开始工作。散了会，我们聚在一起，这次相聚倒非常高兴，大家笑了起来：我们成了整理记录的专门人才了！
我们几个人开始工作没几天，李先念副总理又把我们找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先是鼓励我们，说这几天经我们大家努力，已经写了一些情况，写得也很认真。要我们赶快把全部记录整理出来，送上边参考。李先念副总理特别对我说，你所写的要求审查报告，已全部核查清楚，都有确实的证明。叫我不要有任何顾虑。还加上句半开玩笑的话：你现在也变得精明了，周总理不在，邓大姐还能不知道吗？那么多同志都是看你长大的，对你还能不信任吗？快把事情办好才是重要的。我也坦然地笑了起来。
几年后，我在办公室收到一张入场券，非常一般又极不寻常的入场券，旁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江青。
走过长安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有一条很不显眼的小道，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间比较大的审判室，坐落在一所大院里。这是我从来未到过的地方。当我走近门口，法院的一位同志跑过来，热情招呼，让我坐在右边第三排的座位上。这时我举眼看看，房间里已挤满了人，有穿灰色或蓝色制服的机关干部，也有着绿色军服的军官们，大概是各方面的代表吧。屋子是长方形的，有坡度。面对大家，临时搭了一个稍高于地面的平台，摆着几张长桌和椅子。每张桌上都放一块牌子，写着主审席、法官席、陪审席等等字样，正对着台，下边偏右一点，有一块地方围着木栏栅，插着被告的牌子。这使屋里增添了肃穆的气氛。人们静静地坐着，等待着。
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踏进法院的大门，与我想象中的法庭不完全一样。坐着的人群，流露出庄重、还带着点好奇的目光。
第十部分第122节： 旁听审判江青（4）
审判准点开始。主审法官是位女同志，她声音沉稳：“带被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一点，两个女法警从右旁门把江青押进来。江青穿着一身黑色的囚服，头发仍梳得乌黑光亮，昂着头抿着嘴，装出一副蔑视法庭的样子，但毕竟还是被押进了被告的木栏栅里了。其余三人在边上的一条长凳坐着。这一天是审问江青与核对江青迫害文化人士的罪状。
法官：“江青，在1967年你签发了以李同志写反对社会主义文章为由，逮捕李同志入狱的逮捕令。是否属实？”
江青：“他写的文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应该认罪。”
法官：“江青，你回答我对你的提问，你无权在这里评论李同志的文章，你签署逮捕令了吗？说！”
江青：“我捍卫毛主席，捍卫革命路线……”江青举着手，像她以前那样喊口号，旁听席上人们在议论。
法官：“你回答问题，现在是审讯你！”
江青开始胡搅蛮缠。突然女法官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命令江青：“你住口，承认事实。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真像有一块沉重的惊堂木在桌上一拍，江青顿时安静下来。法官传令姚文元作证，他从右边的座位上站起来，两只贼眼左顾右盼，他声音很低，法官叫他大声点。
“是有这件事情，我也参与了的。江青决定要这样做。”
江青两眼紧紧盯着姚文元，哼不出声来。
最高检察院当天控告江青的第二件事，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