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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区，一部分有掩护条件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则去香港开辟新的工作。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恩来同志离开南京以后，我们有十数人乘坐轮船从上海去香港。
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本来有一定的基础，但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的同志几乎全部撤回大陆。1946年再去香港开展工作，困难必然会多一些。记得初到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先是各自投亲靠友分散居住，一个多月以后在铜锣湾租了两层公寓楼。那时那一带还是很荒凉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得多了。龚澎一到香港即着手筹备出刊物，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乔在香港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对办刊物能起到很大作用，乔在香港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不少文章。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刊物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解放区的进步摇旗呐喊，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了，但条件仍是很艰苦的。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好在香港没有国民党特务捣乱和审查关卡来束缚，大家觉得天地开阔了，心情舒畅了。放开手脚干工作，也使得龚澎、老乔夫妇精神振奋，生气勃勃。有时我上一层楼去看望龚澎，她虽然很劳累却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乐观情绪。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至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第一部分第6节：1957龚澎下放北京房山县劳动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的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她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是对外宣传队伍中的先驱，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她广交天下朋友，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勤奋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吸引人的魅力，得到国外新闻界人士的尊敬，树立起了一个外交官的形象，也为新中国未来的外交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那时可说百废待兴，外交干部很缺，新闻司仅有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对外交工作都缺乏经验，工作伊始困难重重。龚澎自己有多年涉外工作经验，同时她又是一位有组织才能的领导干部。她首先考虑的是要有一批好的外交干部，这需要她在实践工作中培养，更需要正确思想指导。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报告。龚澎组织大家认真深入学习，理解体会周恩来总理报告的原则精神，认识清楚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点是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强权政治的影响。这与近百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是处处时时都不能忽视的。龚澎还特别强调外交干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时时都不能忘记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国家。她告诫大家，新闻司的干部，在对外活动中每个人都是发言人，即使说无可奉告也是一种表态，必须慎重。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都留下深刻印象。建国之初，乔冠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代司长，正司长由夏衍担任，但夏衍在上海市有更重要的工作，一直未到外交部赴任，为此老乔心里有些耿耿于怀。
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我听说龚澎下放北京郊区房山县劳动，而我在那段时间也很紧张，也在接受批斗，虽然我们在无量大人胡同住在楼上楼下，也很少时间交谈。1958年我们都搬到报房胡同新楼。龚澎已从农村劳动回来。而我却一直到1959年党内反右倾斗争时还一直过不了关。当时我心中非常苦闷，许多问题也解不开扣，有个星期日我走到龚澎家想和她谈谈心里话。那时外交部的反右斗争已基本告一段。党内反右倾和龚澎也没有多大瓜葛。所以她表现得很平静，倾听我诉说我挨斗的事。她劝解我说：我们对党内斗争都缺少经验；应该好好学习，还说你检讨了数十次过不了关，可能是仍得不到群众谅解，说不定也可能有人从中使绊。我告诉她，我也是这样想。我问起她和老乔的情况，她非常坦然地说，也不能说受到多大委屈吧，但我能下放农村劳动一段时间，对我是非常有益的，你知道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老百姓。她是真情流露，遇到什么逆境她都能正确面对，而且总是乐观的。说到老乔，她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的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老乔这毛病也不易改掉。
建国之初，与我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我们与国际上难以沟通，情况也了解较少。周总理给新闻司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给中央领导提供信息；二是要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喉舌。龚澎和大家一起想尽方法完成任务。那时新闻司出过两种材料，外交部外参和情况简讯。那时候还没有国外电讯稿，消息来源很困难。龚澎组织新闻司的同志24小时不间断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看为数极少的外国报刊。都是即时译出，半夜付排，清晨印刷。她要求这些材料要快、要及时，特别重要的事情绝不能遗漏。虽然每天只印出几页或十几页，但大家却要付出很艰苦的劳动。往往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这时的龚澎总是和大家共甘苦，因为这些材料付印之前，她必须要审阅一遍。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新闻司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因为有新华社，那是国家通讯社，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另外各大报纸都有对外宣传的充足人力物力；所以新闻司必须抓住自己特点。龚澎认为，外国记者自己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讯，在国外更有说服力。那时与我国建交国家不多，只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几国，北欧几国，所以驻京记者不多。她常常和年轻的同志一起约见外国记者并交谈，和记者交朋友。她常常说，与记者交谈要有针对性，首先要了解对方的情况，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或进步的西方记者，立场观点与我们较接近，就可以谈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给他们可以报道的材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分不同情况，要十分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绝不强加于人，同时态度要诚恳，要平等待人。时间稍长，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有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和新闻司的青年外交官交上朋友了。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第一部分第7节：龚澎在对外工作上是出色的活动家
那时候除了驻京记者外，还有一些短期采访的人士，龚澎对他们都给予热情接待，重视给予他们采访上的方便，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比如英国著名记者格林、美国记者李普曼，他们到中国采访时，感到工作上得到外交部的协助，心情舒畅，回去后写出很有影响的文章。格林先生成为中国的好朋友，直至他去世前还和新闻司的同志保持着深厚的情谊。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是龚澎在燕京时的老同学，数十年来与龚澎的关系很密切。她写作了大量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一直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龚澎的去世使她十分悲痛，以后曾作长文，无限深情地怀念她，称龚澎是她的良师益友。
作为记者，都希望能够最早得到最准确的消息，龚澎很了解这种心情。她觉得新华社发的通稿，驻京记者收到时，国外也能收到了，这样派驻京记者就没有多少优越性了，所以她想方设法为驻京记者创造较有利的工作条件。后来新闻司对重要消息以及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等都采取早于新华社发稿的时间向外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