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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肯尼迪中心抱有极大的兴趣，我感到在北京也应该有这样世界一流水平的演出场地。我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但几十年没有盖一个一流的剧场，所以尽管高楼大厦林立，也是遗憾的。在我回国前，曾专门去拜访中心当年的建设者——仍任总经理的老怀特先生，他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一切，最后还送给我一套完整的设计和建筑图纸。回国后，我曾想把这些送给有关部门并建个议，然而这仅是一点儿梦想而已。
我们离任前，舒尔茨夫妇为文晋和我送行，我知道舒尔茨夫人很喜欢中国的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就送给她一套青花瓷的茶具留作纪念，她非常高兴，说只用来接待贵宾。我们还在官邸设晚宴请他们以话别，舒尔茨先生也给我送了纪念品，包装精美得像一本厚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六本一套的相册，他希望我把在美国的照片都贴在本上，不时打开看看将会记住在美国的朋友们。可惜，我太懒惰了，至今仍未把成箱的照片理好贴上。其实，即使不贴满六本相册，我也不会忘记那虽然短暂但有意义的美好时光。
第三部分第30节：与基辛格博士的缘分（1）
1983年初我们到美国不久，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在家里设宴欢迎我们，那是我第一次到他的家。这是纽约公园路一所高级公寓楼中的一层。在美国，据说地区不同，房租会相差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公园路是纽约最高级的住宅区，马路相当宽阔，两旁树木青葱，地处纽约中心区却不吵闹也不乱，这在大城市中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地段的公寓比较古老，不是高层建筑，走进门即会令人有不同一的感觉，虽是楼房但相当宽敞。
基辛格夫人是瘦高个子，相形之下，基辛格博士显得矮胖了，在北京的时候我与她曾有一面之缘，由于她身材有特点，又不断吸烟，所以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天晚上，她穿着闪闪发光的美国式高级时装，显然是来宾们注意的人物，听说她是颇具才智和颇有政治头脑的妇女，在这种场合周旋在宾客之间，很是自如。在我的印象中，美国不少上层妇女都善于辞令，而且常常喜欢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但她却没有高谈阔论，相反显得沉静。
出席这天晚宴的多是纽约社交界名流，有前国务卿万斯夫妇、洛克菲勒夫人、温士顿·洛德夫妇、《纽约时报》的女老板，还有颇有名气的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黛安小姐等，约有五六十人。餐厅里摆着六张大圆桌，餐具是美式的，但每个位置上都放了一双筷子，也许这是尊重主客，也许表示他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一般。宴会的菜肴基本上是中国菜，除了最后一道甜食。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美国著名老记者索尔兹伯里先生，他可说是中国的老朋友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数次到过重庆；新中国成立后，又于60年代初到过北京。他与外交部已故新闻司司长龚澎是老朋友，他就不断向我称赞龚澎，说她是中国一位杰出的外交家，非常能干又很有风度，并告诉我，在40年代龚澎就给美国新闻界留下很好的印象。
这位老报人最后一次到中国是随尼克松访华，虽然他对新中国存在一些误解，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的感情。我们在这次宴会上所遇到的不少人是章文晋的老朋友，所以气氛一直非常融洽。
基辛格博士在我国颇具知名度，在国际外交史中，他也曾是风云人物。除了在70年代他进行的一连串的穿梭外交外，他自己感到最得意的重要事件是他在1971年曾奉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命，秘密到中国访问，从此打开了隔断近30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所以，无论在中国人或美国人中，他都是颇受欢迎的人物，也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人物。正因为那次历史事件，他与章文晋结下了缘分。
基辛格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是一位教授、学者，他著书立说，也担任某大财团的政治顾问。1968年10月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自打那以后，他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思想起过不小的作用。据基辛格在他所著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的记载，为了与隔绝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他费了不少心血。从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通过巴黎秘密渠道到巴基斯坦、叶海亚总统的斡旋，基辛格为尼克松出谋划策，具体操作，直到尼克松总统决定派他到中国秘密访问。为了这次访华，他研究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准备了十数万字的材料以及谈判纲要。他是带着一种难以叙说的心情，踏上这片神秘的国土的。
1971年春夏之交，当我国决定接待这位美国特使来访时，中国方面也在紧张地研究美国。那时，章文晋是外交部欧美司司长，接待美国特使的具体事务自然落在他身上。当时，还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由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亲自领导。
我在新闻司工作，也参加了这个小组。章文晋有许多具体事务，除要了解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美国各方面的情况、重点包括外交政策的变化发展以及美国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的情况外，还要参加决策性的讨论，真是夜以继日。分配给我的任务倒是比较简单，专门阅读基辛格的著述。我记得当时已翻译成中文的只有三本书，也收集到一些英文的文章。我摘出书中的主要内容，提出我的看法，供领导参考。可惜我当时摘出的笔记并没有保留，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基辛格对德国外交家梅特涅所流露出的近乎崇拜的感情。他也有哲学著述，有关国际形势的主要观点是对于越南战争的分析。尽管基辛格的观点有许多是与我们相左的，但他对事情所作的分析、推理及论断等都很有逻辑性。他对一些对国际问题的处理，我打个也许不太适当的比喻，与我国古代的纵横捭阖有点相似。
1971年6月以后，这个筹备组就变成接待美国特使的接待组了，我们搬进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基辛格已决定于7月9日至11日来华进行秘密访问。有一次，我们特别谈到对于这次秘密访问的保密问题，原来这是基辛格博士提出来的，因为从他来中国到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告之间有六天须要绝对保密，他怕中国是个没有“隐私”的国家，什么密都保不了。的确，由于在“文革”期间许多小报都泄了不少密，他的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其实，在外交部是例外，但我们还是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定了严格的纪律：我们住到钓鱼台的人员，那一个月都不许回家，对没有参加接待组的任何人都不许谈及此事。我们反而担心美国总统恐怕也难以避开他们中央情报局的眼睛。以后双方谈起这件事时，都皆大欢喜，基辛格承认，在美国要绝对保密是更为困难的。
第三部分第31节：与基辛格博士的缘分（2）
6月中旬以后，叶剑英元帅住进钓鱼台，周恩来总理也常在晚上来这里，检查大家的准备工作，并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常常通宵达旦。周总理常常在夜间工作，他很尊重和关心叶帅，常常是到半夜12点以后就不让叶帅参加讨论问题了。上午，叶帅有时候还和我们一起打打乒乓球或散散步，他真是一位非常随和豁达的老帅。章文晋那时很忙，研究美国情况的同时要准备谈判材料，初步拟定公告稿的多种方案。那段时间，我们同住在钓鱼台宾馆，但除了吃饭时间，很难相见。我常常笑他是个紧张型人物，一点儿小事都放不下，更何况有了大事哩。我帮礼宾司准备住处，已决定基辛格到北京时下榻钓鱼台5号楼。在“文革”期间，钓鱼台国宾馆几乎已完全不接待外宾了，许多栋楼都久已荒废。5号楼是“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有时来办公并稍事休息的地方，所以保持完好整洁。5号楼用来接待基辛格，周总理则暂时在4号楼办公。当时韩叙是礼宾司司长，主管生活接待等事，他我们两三个女同志布置室内和改善室外环境。布置室内比较好办，因为有许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只须改变一下就行了。我们换了较新的地毯和沙发，布置了会客室和会议厅。陈设上，我们建议要表现出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特点，大家都意了。于是我们就在入口大厅用了名贵的紫檀木条几，是明代的家具；把现代的画换成清代画家的大幅名画；在客人的几处住房里也换了些名贵古家具和字画。特别在基辛格起居室的陈设柜里，我们放了十多件名贵的古玩。有明代青花瓷器、清代的景泰蓝和玉器，还有殷商青铜器等。本来钓鱼台的客厅都曾陈设这些贵古玩，但“文革”时期怕被毁坏，都搬到外交部的特别仓库保存着。为了布置好5号楼，我们特地去仓库寻找，为了保密，还经过了周总理的特许。以后，基辛格住进了5号楼，为了这些珍贵陈设品，还出了一段小插曲：美国的保卫人员曾质问过我们的接待人员：为什么那些柜子都上了锁？这是否是不尊重客人？接待人员同他解释了才算了事。
美化一下室外环境，在当时可真是件难事，因为那段时间北京的所有地方都不许种花，原来种的花都给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