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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夜里，躺在舒服的床上，本想睡一个好觉，但刚刚矇眬入睡，就听到窗外响起了歌声。睁开眼，看到一缕明亮的月光从麻布的窗帘缝隙里射进来。仔细一听，唱歌的是几个男子，歌词听不懂，但曲调很熟悉，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之类。唱完一曲，又接上一曲。我走到窗口，拉开窗帘，看到窗外月光皎洁，银辉遍地，树影婆娑。几个小伙子，背靠树干，对着一扇窗户放歌。那窗口自然不是我们的窗口，是女司机她们住的房间的窗口。我问朋友，难道我们这个团里有跟俄罗斯青年谈恋爱的女人吗？朋友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我问，你猜是哪个姑娘吸引了俄国青年来唱小夜曲呢？不会是老龙吧？朋友说，也许正是老龙。老龙开旅游车跑这条线有好几年了，勾上几个俄国小青年完全有可能。我说，老龙不是结婚了吗？朋友说，你不是从大都市来的？结婚算什么？结婚也不妨碍恋爱嘛。我们正闲扯着呢，就看到那扇窗户猛地推开了。一个女子，探出半截身体，突然放开了歌喉。我惊喜地说：老龙，果然是老龙！老龙的嗓音浑厚柔软，好像上等的呢绒。女声男声重叠在一起，浑然一体，没有缝隙，和谐而圆满，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一曲完毕，老龙关上窗户，再也没露头。那几个小青年又唱了几曲，就摇摇摆摆地走了。突然的安静降临，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是个梦境。月光如水，夜色优美。正是睡觉的好时辰，但我一点也没了睡意。
第二天上午，我们跟随众人，先去参观市政府大楼。我们去时，人家还没上班。我们在外边转圈，看到那大楼的墙砌得歪歪扭扭，很多砖头还砌成了直缝。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连乡村的建筑队也干不出这样的糙活，可这就是市政府大楼。大楼的门更是粗糙，木头没上油漆，铁件生着红锈。木板之间的缝隙能插进去一根手指。我心中暗想，俄罗斯的飞船是怎样造出来的又是怎样飞上天的呢？
参观罢政府大楼，我们去商店采购。商店里除了笨重的工具还可以看看，别的无甚可看。我们又去逛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上的货物大多数是中国货，也无甚可买。于是我们就蹲在墙角抽烟。这时，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走上来，用一口虽然怪腔怪调，但是很流畅的汉语跟我们谈生意。朋友问他有什么货，他说：“什么都有，你们要什么？”朋友道：“你说吧，有什么货。”他就给我们报货名：“钢材要吗？”不要。“木材要吗？”不要。“化肥要吗？”不要。“铀235要吗？”我吃了一惊，问：“你说啥？”他说：“铀235呀！”难道就
是那种能造原子弹的铀235？“对，就是造原子弹的铀235，核原料。”朋友问：“你有多少？”他说：“不多，也就是一吨。”朋友说：“我们想要，但是运不回去。”他说：“如果你们真要，运输问题我负责。”我说：“铀235我们就不要了，不过，如果您有原子弹，我们想买一个。”他兴奋地说：“真的吗？我可以帮你们搞到，不过，你们得先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一直不开口的女司机说：“走吧你，别在这里蒙人了！”他摇摇头，说：“你们没有诚意，没有诚意……”他很失望地走了。
我们没吃午饭，就上车往祖国方向急驶，沿途上看到俄罗斯草原还像去年那样郁郁葱葱，有几只肚子上生着大白花的奶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一个提着挤奶桶的俄罗斯少女向奶牛走去。我的心中平平淡淡，既没有满足也没有失望。一切都与我想象得不一样，一切都与我想象得一样。
第三部分 美丽的自杀读鲁迅杂感（1）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了。这绝不是也绝不敢自夸早慧，也绝不是绝不敢想借此冲淡一下那些“德高望重”的革命作家涂抹在我脸上的反革命油彩，那时的读鲁迅的书，实在是因为脚上生了一个毒疮无法下地行走只能困顿在炕头上，而炕头上恰好有一本我的正在念中学的大哥扔在那里的鲁迅作品选集。当时我的兴趣是阅读连环画，而这选集，除了封面上有作者一个坚硬的侧面头像之外，别无一点图画，连装饰的花边条纹都没有。墙上倒是颠倒贴着一些绘有图画的报纸，但早已看得烂熟了，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坐在炕上，透
过后窗，望着河里汹涌的秋水，听着寂寞的浪涛声和更加寂寞的秋风扫落叶的瑟瑟声，我翻开了鲁迅的书，平生第一次。
不认识的字很多，但似乎也并不妨碍把故事的大概看明白，真正不明白的是那些故事里包含的意思。第一篇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记》，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感受，模糊的一种恐惧感使我添了许多少年不应该有的绝望。恰好那个时代正是老百姓最饿肚子的时候，连树的皮都被剥光，关于人食人的传闻也有，初次听到有些惊心动魄，听过几次之后，就麻木不仁了。
印象最深至今难忘的传闻是说西村的庄姓哑巴——手上生着骈指，面貌既蠢且凶——将人肉掺在狗肉里卖。他是以屠狗卖肉为生的，因为是哑人，才得以享有这“资本主义”的自由。据说几个人在吃他的狗肉冻时，突然吃出了一个完整的脚指甲，青白光滑宛如一片巨大的鱼鳞。那些食了肉的人呕而且吐了，并且立即报告给有关部门知道。据说哑巴随即就被抓了，用麻绳子五花大绑着，绑得很紧，绳子直煞进肉里去。
这些恰是我读鲁迅不久前的传闻，印象还深刻在脑子里，所以，读罢《狂人日记》，那些传闻，立即便栩栩如生，并且自然地成了连环的图画，在脑海里一一展开。其实，那些食了肉的人，在没发现脚指甲前，并没尝出什么异味，甚至都还赞颂着狗肉的鲜美，只是在吃出了指甲后，才呕而且吐了。据说哑巴的原料是丰富的，挂狗头卖人肉。狗多半是离家出走的——家里连人的嚼谷都没有，狗又不愿意陪着人吃草根咽树皮——离家出走后又多以人尸为主食。吃死人的狗大都双眼通红，见了活人也要颈毛耸立、白牙龇出、发出狼般咆哮的。所以，即便是单吃狗肉也是在间接地吃人。哑巴之所以要在狗肉里掺假，很简单的原因就是猎获一匹吃死人吃红了眼的疯狗很费力气甚至还要冒一些生命的危险。狗一旦离家出走，往往就是觉悟的标志，而狗的觉悟直接就是野性的恢复，直接就是一场狗国的寻根运动，而狗国的根轻轻地一寻就进了狼群，于是那些丧家的吃人肉吃红了眼、野而且疯的狗实际上就是狼的亲兄弟，甚至比狼还要可怕。因为它们毕竟被人豢养过，深知人的弱点而又有着被人愚弄利用过的千代冤仇，这样的狗在受到人的袭击时咬起人来决不会牙软。这一切旨在说明，尽管遍野可见野狗，但哑巴依靠着原始的棍棒、绳索和弓箭要猎到一条疯狗也并不容易，但他要从路边的横倒和荒野的饿殍身上剔一些精肉则要比较简便许多。于是就像传说中的熏挂火腿几只猪腿里必有一条狗腿一样，哑巴出卖的一盆狗肉冻里，就可能添加了相当数量的人肉。——写出这样的文字必然地又会让那些恨我入骨的正人君子们恶心、愤怒，让他们仰天长叹：“试看今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又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印刷小报广为散发并往他们认为能够收拾我的部门邮寄而且逼着人家或者求着人家表态，让他们在已经由他们赏赐给我的那些写着“文化汉奸”、“民族败类”、“流氓”、“蛀虫”字样的大摞帽子上再加上一顶写着我暂时猜不出什么字样的帽子，让他们对我的旧仇上再添上一些新恨——但终究恶习难改，写着写着就写出了真话。尽管我也想到过，这样写下去，那些毒辣的先生们为了捍卫“文学的阶级性”也许就会虾腰从靴筒里拔出一柄锋利的匕首从背后捅了我——如果捅了我真能纯洁了文坛真能使他们认为“不知今日之天下，究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天下光复了成为了他们的天下，那我甘愿成为他们的牺牲。也正如他们的一员偏将所说，“这样的文字放在反右那会儿，早就划成了右派”，是的，真要复辟了那时代，现今的文坛上，恐怕是布满了右派。如果再彻底一点，重新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按他们的革命标准，现今的中国人，只怕大半没有了活路。遗憾和滑稽的是，那些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的方式对付我的人，竟然也有几个自称是“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这问题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重读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后才恍然大悟。
我还是要说要写，因为文坛毕竟不是某人的家庙，而某省也不是某人的后院，时代也早已不是他们虽然在其中吃了苦头（据说）但实际上心神往之的“文革”和“反右”时代。至于我的文章让那些大人先生们舒服不舒服我就不管了。他们结帮拉伙，联络成一个小集团污蔑我，暗害我，很令我不舒服，但他们能因为我不舒服而停止对我的迫害吗？我看过这些先生控诉“反右”和“文革”的文章，甚至曾经产生过对他们的同情。但经历了他们对付我的方式，我感到满腹狐疑。他们置人于死地的凶狠和周纳罗织别人罪名的手段分明是重演着一种故伎，好像是不幸被埋没的才能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表现了出来，而且是那样的淋漓尽致。如果真是为了把被不知什么人抢去的江山夺回来而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