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空前高峰，“烂然如日中天矣。”①道光。咸丰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太平天国风暴席卷半壁河山，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撬开封闭的国门。清政府“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②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古文经学未流受到严重冲击，而“喜以经学作政论”③的今文经学渐起衰势；勃然成风。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前驱人物是庄存与（1719—1788）。庄氏“从幼人塾，即以古人自期”，“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人微，独有会心。”④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正辞》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认为“《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极。”“《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札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⑤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继承了外家“庄氏之学”。他认为《春秋》“垂法万世”⑥“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⑦。他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⑧经过刘逢禄发扬光大，今文经学“常州学派”⑨卓然而立。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目睹社会危机日甚一曰，承接今文经学要旨，“以经学作政论”，力图振颓起衰，挽大厦之将倾。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学习《说文解字》。段玉裁是戴震的及门弟子，《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代表作品。因此龚自珍古文经学素养颇深，但是，他并不为文字考据之学所囿，其殷忧国事，救治社会“痹痨”的襟怀抱负与今文经学的“经世”倾向十分吻合，因而“好今文，说经崇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低排专制”①，其议论之激烈，感情之痛切，深刻影响了一代忧国忧民之土。梁启超评价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始，实自龚氏。”②魏源二十岁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其“变易”思想，基本脱胎于今文经学“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说。他对乾嘉学派颇表不满，还攻击戴震有抄袭丑行。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张其军者，乃维新领袖康有为（1858—1927）。康氏早年亦酷好古文经《周礼》。曾写作宣扬古文经学的《政学通议》。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影响，乃尽弃其旧说，服膺今文经学，认为“传经只有一公羊”。③他著《新学伪经考》，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在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他又作《孔子改制考》，力证《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一第一义”。他论述由据乱、经升平、至太平之世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借孔子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立即于学术、思想界引起“大飓风”、”大喷火”、“大地震”，今文经学由此而声势大振。
张之洞稍晚于龚、魏，与康有为属同时代人。当龚、魏、康等人将清代今文经学推向高涨的时代学术潮流中①，他却恪守古文经学派的坚定立场，这与他早年问学经历有极大关系。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如韩超、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文经学，这无疑给予之洞以决定性影响。之洞曾回忆道：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
张之洞秉承古文学派于五经中推重《诗》、《礼》的一贯传统。他认为治经次第，当以《诗》、《礼》为先。“《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因此，”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②。对于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春秋公羊传》，张之洞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③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董仲舒，之洞批评其“洽《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④又说”公羊家师说虽多，未流颇涉傅会，何（何休——引注）注又复奥朴。”⑤对于今文经学之未流谶纬说，之洞更予以猛烈抨击：
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⑥张之洞依据古文经学《春秋左氏传》，驳斥《春秋公羊传》“大义悖谬”，“文义乖舛”。其《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①曰：
一、隐元年春王正月，左于传文加周，文义自明（犹言王制之正月，周正之正月），而尊王之义大著。公羊以王为文王，乃用纬书文王改元受命之说，遂为后世俗逆悖乱之祸首。
一、公羊以卖君之祭仲为知权合道（左记祭仲事皆有讥鄙之辞，但记时人之语以智免而已）。
一、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谓辄可拒父（左不取卫辄及孔俚）。
一、公羊贤鸟兽行之齐襄，垼嵋晕淳攀乐牛ㄗ蟛蝗∑胂澹�
一、朱、黑肱以滥来奔，左斥为叛，斥为贱。公羊奖妻嫂之权术以为贤者，奖叛国之黑肱，以为宜有地。
一、昭五年舍中军，鲁遂亡矣。左以为卑公室（又极言叔孙婼不欲毁，乃深恶之也），公羊以为复古。
一、昭公攻季氏，被逐，公羊记其事曰，昭公将弑季氏，又曰吾欲弑之，终弑之，怪悖可骇。齐侯唁公于野井，公羊述其应对之辞，未缀孔子日，其礼与其辞足以观矣。国君奔亡，孔子痛愤之不暇，而赏其仪节辞令乎！不惟无君，抑且诬圣（左深恶，意如闵昭公之失国而讥昭公之习仪）。
一，公羊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襄三十年，葬蔡景公，公羊说之曰，君子辞也。何休解日，恕蔡般。公羊惨激至矣，何独曲恕一弑君弑父之蔡般乎（左元传）。
一、逢丑父免君于难，左褒之，公羊非之，董仲舒又力衍其说。
一、宋襄公泓之战，愚妄沽名，丧师伤身，左极讥之，公羊以为文王之战，不是过。
一、晋人围郊（昭二十三年）乃会王师讨王子朝，公羊乃以晋为伐天子（子朝居王城在西，王居成周在东，郊在西，为子朝所得，故晋攻之。公羊不考事实，不明地理）。
成周宣榭火，左日人火之也。公羊所见经学作灾说之，日新周也。邪逆之徒遂傅会为春秋当新王之说（孔巽轩、陈东塾虽力为公羊解免，然周公时已有成周之名，何得为新。实公羊好怪妄说作诵也）。
一、吴顿胡沈蔡陈许雞父之战（昭二十三年）。公羊谓不使吴主中国，亦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狂怪骇人，是为今日逆乱之徒所祖。
一、澶渊之会（襄三十年）为宋灾，故公羊谓卿而书人，贬卿不得忧诸侯。不思春秋卿大夫交会，忧诸侯之事甚多，未尝皆贬，胡乃于救灾贬之（左谓谋归宋财，既而无归，卿不书信也。公羊谓财愎矣）。
其《驳公羊文义最乖舛者十三事》①曰：
一、误以隐公之母君卒为周尹氏，遂误以桓公之母夫人子氏薨为隐母声子，以致仲子之薨不见于经。一突有考仲子之宫之事，二隐母称夫人，自与桓以母贵之说矛盾。
一、高偃纳北燕伯于阳，公羊臆改为公子阳生（公羊本经昭三年有北燕伯款奔齐一条，不考）。
一、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成平也。公羊见下有取郜鼎之文，因读为助成之成，不以下取鼎为大恶，而以会稷为大恶，此误解字义所致。
一、甲戌已丑，陈侯鲍卒，公丰谓甲戌亡，己丑死，难遍（左谓再赴为通）。
一、邓侯吾离来朝。误以为邓灭，故名。不知其时邓未为楚灭。
一、齐仲孙湫来，讹为庆父，鲁人何为冠以齐。
一、左氏葬我小君敬赢，公羊经学以音近，讹为顷熊，遂造为娶楚女之事。
一、齐人执单伯。又执子叔姬。公羊不知其事实，见男女拉彼执，造为单伯与子叔姬道淫，可谓出辞鄙倍。
一、归于为罪未定，归之于为罪己定，不知其义。
一、赤归于曹，郭公。公丰误读为一句，谓郭公归于曹，不辞。且寓公又何得言归。
一、卫石恶与会，释之日恶人在此矣。如此说经意，真何解颐也。
一、公羊自云名从主人，乃于仲孙何忌作仲孙忌。魏曼多作魏多，不以为脱文，而以为讥二名。
一、全经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绝句（公、谷两家后师说春王两字怪谬百出皆由此起）。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劭公创造垼嬲哂榷啵貌痪呗伲送庥厍躺畈缓嫌诶碚撸豢墒ぜ疲盐＞担耪髂纤溃撕笕逅蝗≌撸嗖痪呗邸�
以上可见，之洞对今文《春秋公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