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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所叙，这一段故事情节，为向来传闻记载所未见提及，情事文理，俱甚吻合。看守楼门，磕睡误事的小丫头，当即后来触柱而亡的瑞珠。此种细节，拟非臆测捏造所能有。若然，这部八十回抄本，恐怕是“因命芹溪删去”以前的一个很早的本子。
启明同志和我都认为，这部抄本，很可能就是李慈铭所记的那部《石头记》。因为：一、撰文者署“朱衣”，象是真姓假名的一个笔名别署；二、他说是祖遗的旧藏，并非新获，这与朱莲坡早先在京购得也相合；三、他流寓重庆一带（由报纸刊登此文的时地来看，大致可以如此推断），与吴则虞先生的说法又正合。由这三点来判断，说这部抄本有相当大的可能即是朱莲坡旧藏本，是不算毫无道理的。
朱衣在文内所说的首都，是指抗战时期的南京。如果他并未作笔端狡狯，真是遗留寄存于南京友人处，则此本来到西南，仍在“金陵”。那么南京一地，确实有过不止一部与俗本和已经发现的旧抄本都不尽同的宝贵抄本。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个回目原来只见于《甲戌本》的朱批，现在得悉又有“丧”“上”文字之异，则不知是确然如此，抑系朱衣的误记？有了“淫丧”这个先入为主的字样，会认为“上”字是记错写错了；不过我倒觉得“淫上天香楼”颇好，不但含蓄，而且下一“上”字，包括了可卿如何奔赴楼内的过程情节，涵概也多。要说误记误写，那《甲戌本》上的批者事隔多年回忆旧稿，也何尝没有这种可能？历史上的事情常常是比我们有些人习用的“直线推理逻辑”要曲折复杂得多了，所以不宜武断疑难，并自信为“必”是。
我记下这个线索，希望热心的同志们留意，因为对任何一个异本，我都存着“万一之想”，假如有所发现，对研究工作实在是极大的贡献。
除了感谢启明同志和重庆图书馆，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于以此来纪念已故的凌道新同志和吴则虞先生。
因谈版本，连类附及，夹叙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红楼梦》本子之外，又发现了早先的《石头记》的旧抄本，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那些发现旧抄本的红学先辈们，功劳断不可没；可惜的是他们工作做得不多，认识也大有局限。他们当作只属于一种“版本异闻”者有之，较量琐细文字短长者有之，作一点零星考证者有之。我还是最佩服鲁迅先生，他作《中国小说史略》就采用了戚本的文字，并曾表示过，有正书局印行了这部《戚序本》，也还不知究竟是否即为雪芹原本。先生于此，不但绝不武断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说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乱纂，大声唤醒人们要“斥伪返本”。在当时，哪还有第二位如此明确主张过呢？
在红学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审辨诸伪，“扫荡烟埃”（亦鲁迅语），篡乱绝不只是“文字”的问题，而是偷梁换柱、彻底歪曲雪芹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取得这个认识，才真正感到程高伪本对雪芹的歪曲是何等严重，斥伪返本的工作是太迫切需要了。取得这个认识，却是较晚的事。
“争版本”，严真伪，斥篡乱，是我们四十年来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曾与家兄祜昌做了极大量的艰苦工作；不幸工作的成果及校辑资料遭到破坏。但我们并不气馁，仍要继续努力。
后来，红学家中致力于版本研究的，也日益多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难解，就是《庚辰本》的来历到底是怎样的？
幸好，最近四川大学哲学系老师齐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项难得的资料，因乘此文之便，记述下来，也足备红学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蒙齐儆同志的传述，并得他介绍，从陈善铭先生获悉了徐氏如何得到《庚辰本》的事实。
陈先生（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名徐传芳，即是徐星曙的女儿，而她的嫂子又是俞平伯先生的令姊。陈先生从其岳家得悉的《庚辰本》的来由，是十分清楚可靠的。
据陈先生惠函见告：徐氏得《庚辰本》，事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收购此书的地点是东城隆福寺小摊上。书价是当时的银币八元。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可述。一是买进此书时，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二是此书出现于东庙小摊上，其来历可能是满洲旗人之家的东西。
作出这后一点判断，是由于我再去询问陈先生，想了解早年东庙书摊的情况，陈先生因而见示说：北京当时大庙会只有三个，即南城的大土地庙，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大土地庙的摊子以“破烂”为主，护国寺的是日用品为多，唯隆福寺较“高级”，较多“古玩”之类。隆福寺街本来书铺也很多（笔者附注：我本人还赶上过一点“遗意”，那是一条很有风味的“小文化街”，远远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庙会或有小书摊，则多在庙门内外一带。《庚辰本》得自古玩摊还是书摊，已不能确言。陈先生认为，当时一般汉人，如出售藏书，是拿到琉璃厂去凭物论值，不易落到小摊上去，而满洲旗人家，贫窘也不肯公然卖旧东西，总是由家中仆妇丫头等持出门外，售与穿走里巷的“打鼓的”收旧物者。因此，《庚辰本》的出现于庙会小摊上，应以原为旗人家藏书的可能性大。我觉得陈先生的推断是合理的。
《庚辰本》购得后，先后借阅过的有胡适、郭则澐和俞平伯先生诸人，这也是陈先生见告的。
我在此向齐儆同志、陈善铭先生深致谢意。由于他们热情的教示，使我们了解了这个重要旧抄本的来历。尽管落于摊贩之先书为谁家之物，尚待追寻，但已基本上说明了一些问题，可为研究旧抄本的问题上提供一种参考。
“异本”一名，本不尽妥，意义含混，也容易误会，所以用它，只图捷便而已。介绍“异本”，我在另一处也曾引过一段资料，有过排字本，但未公开发表，今亦摘录于此：
“……
“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还有一个方面，也应略加谈论。很多的记载，证明存在过一种不止八十回，而后半部与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可惜这种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清代人的记载不一，今亦不拟在此一一罗列。张琦翔先生确言日本儿玉达童氏对他说过，曾见三六桥（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后三十回，尚能举出情节迥异的几条例子。褚德彝给《幽篁图》作题跋，也说他在宣统元年见到了端方的藏本，也举了后半部情节的若干事例，与儿玉之言颇有相合之点。端方的遗物，部分在四川偶有发现，不知这个本子还有在蜀重现的希望没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则澐的一段话：
‘……相传《红楼梦》为明太傅家事，闻其语而已，比闻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除不甚隐，适车架幸邸，微睹之。虽窜易进呈，益惝怳不可详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与坊间本迥异；十年前携至都，曾见之。今尚在蜀中。……’前半是我们习闻的索隐派的老故事（似与我曾引过的‘唯我’跋《饮水集》的话是同一来源），不足论——唯《红楼梦》的著作权又改归了顾贞观，倒是新闻！后半却引人注目。这个蜀中异本，不知与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听说是袁世凯的秘书，他在北京见过此本。‘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这些线索。郭的这段话，见其《清词玉屑》卷二，可以复按。郭和三六桥也很熟识，时常提到他，并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却没有提到儿玉所说的那个异本，不知何故。
“我们注意访寻这些写本，不是为了嗜奇猎异，好玩有趣。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当然那是重要之极；即使是别的一种续书的话，如能访得，也将大大有助于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伪续，可以解决《红楼梦》研究上的很多疑难问题，也许还会给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亦未可知。……”
很分明，“与坊间本迥异”的“原稿”，应即是一部《石头记》旧抄本。南京和蜀中，是两处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我已说过好几遍了，在这里再重复一次，还是向两处的文化界的同志们呼吁，希望大力做些工作，使这些（万一幸免各种浩劫的）珍贵宝物，有再出于世的可能。
至于将《红楼梦》的著作权又让与了顾贞观，读了实在令人忍隽不禁。为什么让与他呢？不会有太大的奥妙，不过知道顾氏是著名的文家，又与纳兰是好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