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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把羞愧当荣耀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
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柏杨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柏杨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炫耀小脚
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该记者形容曰：“当她说这些时，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嗟夫，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你说说看，有啥区别
？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时期，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夸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了自满自傲，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推牌九的戒掉牌九，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入膏肓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断手断脚的立即装上义肢。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臭鞋大阵
其他地方所没有，惟独台湾特有的，就是“臭鞋大阵”。不管去谁家，都要攻破臭鞋大阵，才能登堂入室。上得楼梯之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每家门口，都堆满了臭鞋。我说臭鞋，只是观感上的，既不能一一拿起来放到鼻子上，当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说每一只都臭而不可闻也。但如果说它奇香，也应该查无佐证。
每家门口都堆臭鞋，实在是二十世纪十大奇观之一，有新鞋焉，有旧鞋焉，有男鞋焉，
有女鞋焉，有大人的鞋焉，有儿童的鞋焉，有高跟的鞋焉，有低跟的鞋焉，有不高不低跟的鞋焉，有前面漏孔的鞋焉，有后面漏孔的鞋焉，有左右漏孔的鞋焉，有像被老鼠咬过到处漏孔的鞋焉，有类似柏杨先生穿的一百元一双的贱鞋焉，有类似“台湾省议员”陈义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双的阔鞋焉（陈义秋先生还有价值四百五十元的阔头，那属另一可敬范围，心里有数，不必细表）。群鞋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