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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阿布·萨尼纳正向塔台宣读一份冗长的、包括３１７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单。以色列必须释放这些人来交换人质。但他似乎没有想到，这时以色列的总理已经换成了以强硬著称的梅厄夫人，她选择的国防部长则是以色列的名将摩西·达扬。达扬首先确定的原则便是，绝不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挟。
然后，达扬等人决定了一个三部曲式的方案：先让飞机无法起飞，然后尽量拖延时间，等各方面准备好后，在合适的时机发动突袭。
巴拉克带领一队侦察兵，从劫机者看不到的方向悄悄接近了飞机，打开了仍发动着的飞机引擎的油管。飞机下面的滑行道上立即聚起了一汪黑色的机油。然后，他们不声不响地悄悄撤了回来。几个小时后，巴拉克率侦察兵再次出动，破坏了飞机的滑行操纵系统，还在飞机前轮钉进了钉子，放掉了轮胎里的气。
２１时６５分，总参情报部长雅里夫出面与阿布·萨尼纳对话，后者要求以色列在两小时内放人，再用两架飞机把他们送往开罗。而雅里夫称，在两小时内他只能找到名单上的１５个人。后来阿布·萨尼纳要求用阿拉伯语谈判。于是，被占领土事务协调人什洛莫·加泽特准将（后任总参情报部长）把这方面的专家——国家安全总局调研处长维克托·科恩从家里召往机场。但阿布·萨尼纳显然没那个耐心去等，２２时３０分，他宣布飞机上已被安放了一小时之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塔台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科恩恰好在这时赶到，开始用阿拉伯语和阿布·萨尼纳对话。
“我对他们讲，”科恩后来回忆说，“我讨厌那些只会用武力的粗人。我会帮助他们，按他们的要求把红十字会的人找来。我的言谈彬彬有礼，甚至称他们为‘先生们’（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从不向他们施加压力，也不说他们威胁无辜者和妇女儿童的做法不道德。如果达扬要我停一会儿，我就对他们说我有事必须离开，并提出必须离开的理由，但再三强调我会回来和他继续对话，以免使他绝望。这种做法很荒唐，但是我们互有所求。我清楚他想活着出去，而我们也想让他活着，免得他把飞机和旅客一起炸上天。”
科恩肩负着一个重任，他必须把握住适于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关键时机。他说：“曾有一刻，达扬问我进行突击是否合适，我回答说时机还不成熟。”
在科恩把恐怖分子说得无暇他顾的时候，塔台里的人们在忙着他们的工作。国家安全总局飞机保安小组强烈要求承担突袭任务，这本来也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还是选中了以行动敏捷著称的总参侦察营。第一个设想的突击方案是，让突击队员身着军装，在精心选择的时机突然出现在飞机上，用威慑火力慑服恐怖分子。但这样做很容易误伤到人质。经考虑再三之后，指挥部最终决定让突击队员假扮成去检修飞机的以航机械师，接近飞机后再发动进攻。在行动中，突击队使用０．２２英寸口径的“贝雷塔”手枪。这种枪的威力小，即使误伤人质也不易致命。
巴拉克立即着手确定参加突袭的人员名单，他刚刚定好，营里又有三名军官匆匆赶到机场，要求参加突击队，巴拉克说不过他们，只得调整名单，把他们加上去。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都是巴拉克的总理竞选对手之一，但在当时，他还是侦察营里一名２３岁的中尉。那天夜里，他和另一名年轻军官奥马尔少尉有事外出，当他们在深夜１点回到基地时，都呆住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回到基地，见那里空无一人，就像是有人进来把部队连锅端走了一样。后来门卫告诉我们发生了劫机事件，他们都去卢德了。”两人立即跳上车直奔机场。等他们赶到时，突击队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奥马尔立即去缠住了巴拉克，反复要求进突击队。另一边，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哥哥——上尉连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也正在为加入突击队的事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最小的兄弟伊多·内塔尼亚胡后来也参加了侦察营）。两人都要参加，但又都劝说对方不要去。他们知道兄弟二人不应该都参加行动，否则很可能同时出事。巴拉克最后选中了本杰明。
另一位匆匆赶来参战的是２４岁的中尉乌齐·达扬，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侄子。乌齐是烈士子弟，他刚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阵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规定，他可以不在作战部队服役，但是，他却，或许是利用了伯父的影响，加入了总参侦察营。听到劫机的消息时，他正患风疹待在家里疗养。
距被劫持的飞机几百米远的一座机库内，恰好有一架正在检修的以航波音７０７客机，巴拉克指挥突击队员利用这架飞机进行战前模拟训练，重点是在不引起恐怖分子注意的情况下接近舱门和应急出口。根据推断的恐怖分子和炸弹在机内的位置，巴拉克为突击队明确了任务分工：
飞机的前门由预备役侦察兵伊契克负责，他后面是副营长丹尼·雅托姆。左侧机翼上的前应急出口由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他后面是另一位丹尼。离前应急出口３米远的左后应急舱门由奥马尔负责，他身后的突击队员也叫丹尼。乌齐·达扬站在靠近机尾舱门边的一架舷梯上，另一名侦察兵负责给他开门。
内塔尼亚胡、阿里克以及两名预备役侦察兵马尔科和雅科夫为第二梯队，负责突击右侧机翼上的应急出口。他们冲进飞机的时机要稍晚一些，以免遭到第一梯队射向恐怖分子火力的误伤。
排除炸弹的关键任务，由从左前应急出口冲入飞机的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３年前，他曾单独制服了三名企图攻击以民航班机的恐怖分子。任务确定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走到拉哈米姆面前对他强调：“莫德海，你一定要先排除炸弹！”
为避免误伤人质，巴拉克下令各队在进入飞机时不准用火力掩护，只能在确认恐怖分子的位置后进行瞄准射击。
与此同时，维克多·科恩还在与劫机者进行马拉松式的对话。恐怖分子允许利维机长和机械师出去检查飞机状况。不一会儿，两人向萨尼纳证实飞机已经无法飞行了。后者要求把飞机拖进机库检修，又要求让红十字会的代表在场监督。这个要求因为会打乱突击计划而被科恩用各种理由拖了下来。
“他们威胁了几次要炸飞机，”科恩回忆说，“但我知道他们想活着。每次我都得编一套不同的谎话。我说按照名单找被关押在各处的巴勒斯坦人很费事，过一会儿又说我们是法制国家，在拿到总统的赦免令前不能放人。至于红十字会的代表，我说他不在城里，我们正在找他，可他家里人说他去巴利亚了，我们已经派人去那儿了等等。”
科恩的絮絮叨叨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越拖越长，四个恐怖分子终于开始变得神经质了。有几次，那两个女人摆弄着炸药的开关，宣称要炸掉飞机。有时恐怖分子又表现得宽宏大量，他们本来禁止机组人员向旅客提供服务，但有几次他们忽而又同意向旅客提供食物和水，还帮着空中小姐给旅客送水。哈尔莎甚至用希伯来语和人质谈话。一名旅客说，哈尔莎曾走到他跟前，给他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科恩回忆道：“从半夜开始，恐怖分子就不再重复他们的要求了，我估计他们的威胁都只是虚张声势的恫吓。很明显，他们现在希望的只是能活着离开以色列。”
星期二黎明，５时３０分，红十字会的代表到了机场。三个小时后，比利时负责中东事务的外交部长助理也赶到机场，他带来了比利时政府的建议：用１００万美元换取人质。恐怖分子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午，一名红十字会代表被派到飞机上，监督更换通信系统的蓄电池，他回到机场主楼时，带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机长利维。利维在一天之内看上去老了很多，眼中布满血丝，制服皱皱巴巴，领带松着。恐怖分子让他带来了一个炸弹的模型，似乎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会来真的。
心情沉重的利维要求以色列人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达扬和其他人商量了一会儿后告诉他，以色列“将按名单释放那些巴勒斯坦人”。利维用无线电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劫机者。劫机者同意，一旦达到目的就释放飞机上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求提供食品和水，并给飞机加油。
利维必须回飞机，以免引起劫机者的疑心。此外，他的妻子也是飞机上的乘客。机场经理塞缪尔·卡斯洛亲自送他回去。临出门时，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的利维对达扬说：“我有４个女儿，３个已经成人了，但最小的才１４岁。你能否向我保证，如果我和我妻子不能活着走出飞机，以色列会负责照顾我的小女儿？”达扬对他做出了承诺。
利维回去了。他向飞机里的人宣布了以色列方面的决定。劫机者和乘客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１６时０５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被拖到劫机者能够看得到的滑行道上。劫机者得到的信息是，这架飞机将把首先获释的１５０名巴勒斯坦人送往开罗。其实这架飞机是以色列几个月前刚买来的，上面连发动机都没有。随后，机场上又开来了几辆带帆布篷的卡车，好像那些获释的人就在上面，其实车里也是空的。
等恐怖分子进一步放松警惕后，埃胡德·巴拉克带领着突击小分队出发了。他们都穿着以航机械师的白色工作服，驾着以航地勤发动机修理工用的小车，向飞机前进。一路上有不少警戒人员好奇地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