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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9要把金针度与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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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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