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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回去一对照，果然是品字形。
不知不觉间，我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当年这里并不是租界区，凭什么日本飞机周围炸了一圈愣留了这么大一片盲区？
不对，不是一片盲区，而是特意留了四个点没有炸？
见鬼了，以今天美国人的精确制导技术，都不能保证做到这样。当年的日本鬼子，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楼，也不可能做得这样精确，这样漂亮啊。
文字介绍里也提到了这四幢楼得以保存的原因，和报道里基本一致：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日本飞机看到了，就没炸。
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给出一个答案，大多数人就不会再去深究，眼前就是个例子。而作为要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我当然不能延续这种思考的惰性。
只是不论我如何思索，疑点越来越多，答案却想不出一个。
首先，那是什么国旗？其次，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待在租界里？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多少面旗？如果四幢楼里都有旗升出来，那么多外国人怎么会聚集到这里来？
即便以上都成立，可是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就算注意到了，在那样的战争状态下，在日寇高昂甚而嗜血的战争意志下，还能因为这小小的外国旗就放过这四幢建筑？
再者，就是最奇异的地方，即便日军飞行员决心放过这四幢楼，他们是怎么做到把四幢楼周围的建筑都炸得稀烂，而四幢楼却毫发无损？难道说那时日军的飞行员，凭肉眼制导，就能把精确度控制在十米之内？
这些无解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许久，我忽然失笑，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难道不是让这幢大楼保存下来的最好理由吗？只要稍加炒作，每一个看了报道的人都会认为，这四幢当年在日军的炸弹下神话般屹立不倒的大楼，在今日的和平年代里，难道连半数都保不下来吗？四幢楼平凡无奇的外观，建造者孙氏四兄弟富有但没有显赫的身份，这些都将不再成为问题。
复印，然后扫描，该干的都干完以后，我把书还了，愉快地走出上海图书馆。报道的主线我已经找到，文章该怎样布局已经心中有数，接下来只要找一些经历过当年战火的老居民，让他们叙说一些当年“神话”发生的细节，就大功告成。据资料上的介绍，孙氏四兄弟当年购下这四块地皮时，曾和地皮的原主达成协议，四幢楼建成后，拨出一些房间给原主居住，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楼建成后又搬回去住了。从这点上来看，虽然不知道孙氏兄弟是做什么买卖，但此等行径倒颇有“红色资本家”之风。
下午，在裕通路85弄弄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残存的两幢大楼之一。在进入之前，我站在门口拍了张照，从新闻的角度讲，我需要一张今天的照片来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进行对比。
和之前在书上看到的那四幅大楼近照一样，如今站在了它面前，除了灰色的外墙让大楼显得老旧之外，没什么区别。这实在是一幢极其普通的老楼，毫无建筑上的特色，和美学艺术之类更扯不上边。惟一有点特别的，是这幢“三层楼”的层高很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层楼。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张老照片作为切入点，我实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
“三层楼居委会”就在这幢大楼的一楼，周主任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杨的副主任。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大楼的情况，只是他所说的我大多已经了解。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有机会打断他的话，问起目前住在楼里的老居民有多少。
“从那时候就开始住到现在的老人啊？！”杨副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想了想，告诉我这样的老住户已经很少了，楼里的住户大多是“文革”前后入住的，以前的老住户搬的搬死的死，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多年。
“这幢楼里是没有了，后面那幢楼里还住着两位。二楼的老张头，还有三楼的苏逸才苏老先生。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
我注意到杨副主任称呼中的细微变化，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称呼语气。看来他对那位老张头并不是很尊敬。
“苏老可真是个大善人哪，这些年人前人后做的好事可不知有多少，听说他前前后后给希望工程捐了几十万，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他就悄悄送了三万块呢。老张头可就不一样了，孤僻得很，不太愿意理人。”杨副主任开始向我介绍这两位老人。
“老张头，他叫……”我写稿子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称呼老人家，与其当面问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还不如现在就问个清楚明白。
“他叫张轻。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奇怪，不管怎么说，那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没有娶妻生子，那么多年来楼里也没人见过他们的父母亲戚，就那么一个人住在楼里。而且他们都不怎么谈过去的事儿，不知会不会对你说。”
八十多岁的单身贵族？我也不禁愣了一下，这可真是罕见，而这里还一下子就出了两个。不谈过去的事……我又想到了那张照片。
压下心中的疑惑，我起身向杨副主任告辞。还没接触前没什么好想的，说不定他们愿意向我这个记者说些什么。
“你往弄里多走一段才能见到那幢楼，离得挺远的。”杨副主任提醒我。
我忽然想起一事，问：“听说原来四幢楼是以一幢为中心品字形排列，现在剩下的这两幢是哪两幢？”
“你现在要去的那幢‘三层楼’，就是位于中心的那幢。这里是外三幢中向着西北面的一幢。”
当我沿着裕通路85弄向里走的时候，我才明白刚才那句“挺远的”到底有多远。直到走到弄底，不，应该说是穿出这条弄堂，走到普济路的时候，我才看见另一幢“三层楼”。算一下，距离上一幢有一二百米远。
我用手搓着额头，这情况还真有那么点奇怪。
从中心的一幢到边缘的那幢就要这么远，那边缘的三幢之间的距离，岂非要三百米甚至更远？算算位置，如果那两幢被拆去的“三层楼”还在的话，一幢该在民立路或共和路上，一幢该在汉中路附近。
其实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这几幢楼之间的距离挺大的，现在实地走一走，才想到，这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不合逻辑。
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难道不该是紧贴着造在一起的吗？为什么隔那么远？要是四兄弟关系不好，又为什么要在同一片地域建房子，而且房子的式样还一模一样？真是横竖都说不通啊。
把额头来回搓了几遍，我走进了这幢中央“三层楼”。
这大楼从外到内都建造得十分平民，一楼的采光并不好，虽然是下午，但走进去，一楼的许多地方还是笼罩在阴影中。我顺着木质楼梯向二楼走去，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的声响。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把大楼造得小一些，只建两层，但却能造得比现在好许多。若是拿四幢楼的建造费合起来造一幢，就可以造得相当豪华，四兄弟住在一起也绰绰有余。
这样想的时候，我踏上了二楼。
老式的大楼是没有门牌号的，张轻住在哪里，只有靠问。
“请问张轻住在哪里？”我问一位从左边门里出来的老太。
“张轻啊？！”老太操着宁波口音，皱着眉头，似乎想不起来。
“就是老张头。”
老太恍然大悟，随手指向右前方紧闭着的一扇朱色房门。
没有门铃，我敲响了房门。
“谁啊？”过了一会儿，门里传出低沉而混淆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矮小精干的老人，身子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但一双眼睛却很有神，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多岁。
“您好，张老先生吧，我是《 晨星报 》的记者那多。”我拿出记者证。
张轻扫了眼我手上的记者证，问：“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您是从这幢楼建好就一直住到现在的老居民，最近这幢楼面临被拆的危险， 《 新民晚报
》昨天已经作了一个报道，我们报纸也想跟着报道一下。希望能让有关部门改变主意，把这两幢仅存的‘三层楼’保留下来。”
“你去问居委会吧，我没什么好说的。”老人丝毫没有让我进去详谈的意思。
“可您是老住户，有些情况居委会不了解，只能来问您。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只半小时就好。”我微微弯着腰，脸上笑容可掬。
“你想了解什么？”老人低低地说，依然挡在门口，一动不动。
“我在上海图书馆里查到一幅照片，就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以后，四幢楼安然无损的照片，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完全无法想像那是怎么发生的，所以……”
老张头的眼珠忽然收缩了一下，他扫了我一眼，眼神在瞬间变得十分凌厉，让我的话不由得微微一顿。
“没什么好说的，我要睡午觉了。”
朱红色的门在我面前关上，我竟然连门都没能进得去。
无奈，只能上三楼去。
问到苏逸才的屋子，我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略显富态的老人，头发眉毛雪白，脸上的皱纹，特别是额上的皱纹深如刀刻。
“您好，我是《 晨星报 》记者那多，能耽误您点时间吗？”我改变了策略，先进去再说。
“哦，好的，请进。”老人微笑着把我引进屋子。
屋里的光线很好，这间屋子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没有太多的家具摆设，最显眼的就是四面大书橱。靠窗的八仙桌上摊着一本墨迹未干的绢制手抄本，毛笔正搁在旁边的砚台上，看起来已经抄完了，正放在太阳底下晾干。我看了一眼，应该是佛经，最后一页上